我校举办“现代性语境中的马克思劳动哲学”学术会议

10月27日，由我校经济哲学研究中心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共同主办的“现代性语境中的马克思劳动哲学”学术会议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行。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以及山西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10余所高校的60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陈胜云教授主持了大会开幕式，我校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毛勒堂教授致欢迎辞，并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

本次会议围绕“劳动哲学释义”“现代性危机与马克思劳动哲学的出场”“马克思劳动哲学的多维阐释”“马克思劳动哲学的当代意义”等主题进行了集中深入的学术探讨和思想交流。

我校高惠珠教授、晏辉教授、何云峰教授、张晓兰副教授出席了会议。

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毛勒堂教授作了题为“马克思劳动哲学及其当代意义”的大会发言，指出哲学作为对人的存在方式和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把握，其旨趣乃是对“人生在世”之根据、意义、方式和边界的批判性考察、终极性追问和历史性解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为部门哲学的劳动哲学”、“作为思维方式的劳动哲学”和“作为‘现代哲学形态’的劳动哲学”三种把握劳动哲学的思想路径，进而从哲学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等层面阐释了作为劳动哲学的马克思哲学，以及马克思劳动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劳动观念所实现的深刻变革。最后，结合现代性的现实语境，阐释了马克思劳动哲学对于今天重估劳动价值、重建劳动认同和重振劳动者主体地位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高惠珠教授作了题为“劳动对建构和推进现代性的核心作用”的大会发言，指出在现代性语境中开展对马克思劳动哲学的研究，反映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言说方式的突破。进而从现代性与劳动、现代性发展史与劳动的发展、现代性创新与劳动创新之间的关系，深入阐述了现代性语境中的人类劳动状况的变迁，提出要深入发掘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思想资源，为建设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晏辉教授作了题为“马克思的类哲学及其人类学意义”的大会发言，指出当类成为一个需要哲学家加以深度思考的对象时，类的理论和类的哲学才会出现。黑格尔以意识哲学的形式，通过主体性、能动性、普遍性等关键词给出了一个绝对精神形态的类哲学；费尔巴哈以理性、意志、心情为关键词，构造了一个人本学形态的类哲学。马克思以这些前马克思形态的类哲学为理论资源，将其从根本上改造成以劳动为本体论的类哲学。具体表现为：首先，马克思对类哲学进行了形上奠基，它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这一元哲学形式给出了类哲学的人性基础和社会根源。其次，马克思将形上的类哲学还原到社会和精神的状态中来，将元哲学的类本质建基于劳动哲学之上，亦即，在劳动过程及其结果中的自我主体关系、主体间性关系和主体社会间关系中反观到了我的本质力量。其三，马克思将元哲学和劳动哲学形态的类哲学作为一种“理想类型”观照社会现实时，如何致力于消灭全面的异化而回归人的类本质便构成了马克思类哲学的哲学人类学意旨，使得马克思的类哲学彰显出了它的哲学人类学意义。

知识与价值研究所所长何云峰教授作了题为“劳动幸福论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化”的大会发言，指出现代化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天然正确的概念，使得人们对现代化及其后果缺少批判性的反思和质疑。实际上，这是不符合现代化的价值观念的。所以，面对现代化，我们要对现代化以及相关的现代性后果进行价值反思。反思的依据就是看它对每个人的劳动幸福促进程度。当我们进行这种反思的时候实际上就假定了每个人平等地拥有劳动幸福权。也就是说，坚持传统还是走向现代化，关键就看它是不是能够保障人们的劳动幸福权。当然，这里首先需要有一个幸福观念现代化的问题。那就是，不能把幸福与幸福的前提条件（即物质需要的满足）混为一谈，必须跟劳动联系起来去审问什么是幸福。事实上，劳动幸福本身就蕴涵着一种新的关于幸福的价值观念——以确证人的本质，实现以人的存在方式存在，超越物的存在方式和动物的存在方式为幸福，意味着我们必须用劳动幸福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从而劳动幸福论也具有方法论的属性。

张晓兰副教授作了题为“社会时间演进的现代性诠释与反思”的会议发言，指出社会时间是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现代生活变革的一面镜子。时间结构具有自然循环时间和标准线性时间的双重节奏，随着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两种时间节奏呈现出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之间愈发激烈的对抗。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标准线性时间获得主导地位，时间权力统治自然生命节奏：时间纳入资本域，时间成为交易商品；时间衡量劳动量，劳动时间钳制生命基质；时间填满虚假欲，消费时间消磨主体意志。时间不仅是马克思批判资本剥削的武器，也是开启人类解放的重要切入口。时间就是衡量人类解放程度的标尺，那么人类解放在时间维度上就意味着发展生产力，节约劳动时间；谋求时间正义，增加自由时间；回归生活本身，重构意义时间。

（供稿、摄影：经济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