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年报 2015年7月1日 A08版 城事 整版报道
标题：166个在沪慰安所遗址首次公布 ——近40处遗址建筑仍保存 已成日军违背人道主义犯罪铁证
记者：刘昕璐
苏智良（右）首次发布了在上海的166个慰安所地址。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实习生 朱超 摄
程菲
本报讯 “血色残阳‘慰安妇’——日军性奴隶历史记忆展览”昨天起至9月18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展出。展览首次披露了166个上海日军慰安所的分布图、战时日本印制的标记有慰安所的上海地图以及最新搜集到的中国慰安妇20名在世者名单和照片等，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恶。
首次披露3张日制老地图
早在2005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和他的研究团队就在《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中公布的当年沪上慰安所数量为149处，经过10年的调查、考证，增加了17处慰安所。此次在展览中标出的166处日军慰安所，也是迄今最完整的在沪日军慰安所详情图。
这次展览第一次披露了最新发现的战时日本印制的3张上海老地图，其中明确标有“慰安所”字样。
1931年11月，日本海军将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经营的4家风俗场所指定为特别“慰安所”，其中，“大一沙龙”（上海东宝兴路125弄）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慰安所。如今，有近40处当年慰安所遗址的建筑仍保存着。比如，海宁路322号的“少女酒吧”、南浔路121号的“贝贝酒吧”、四川北路2023弄7号的“沪上园”、吴淞路克俭里3号的“日之出酒吧”等。
由日本宇野商店印制《虹口地区地图》标有美媚里慰安所和克明里慰安所群，在整个日占期间，曾先后有15个慰安所在此出现。由日本堂书店发行，森武久制图的《1943年最新大上海地图》标有上海海军下士官集会所（今峨眉路400号）和“大一沙龙”慰安所。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都是日本军队在上海设立慰安所，违背人道主义、无视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犯罪行为铁证。
日军在各省都建有慰安所
据介绍，目前确认的上海日军慰安所有166个，多集中于虹口区，尤其是今四川北路公园附近，苏智良教授说“实际数字并不止这些”。日军在上海的慰安所，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经营者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日军直营，另一种是日侨、朝鲜侨民经营，还有一种是汉奸经营。上海可以说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复杂、慰安时间最长、慰安所数量最多的城市。
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多年的调研，日侵华期间，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台湾等地，数量无法估计。南京大屠杀前后，日军意识到其在华的作战势必长期而艰苦，他们开始变本加厉地在各地建立慰安所。
此外，展览还公布了一些从全国征集到的当年慰安所使用的物品，包括用来消毒的高锰酸钾、日军使用的安全套、慰安妇用的爽身粉等。
[人物故事]
已故慰安妇养女讲述养母的故事
“没能等来道歉，母亲死不瞑目”
“没能等到日本政府道歉谢罪，母亲死不瞑目。”程菲女士昨天专程来沪参加展览开幕式，她的养母袁竹林老人曾是日军的一名慰安妇。现场，程菲女士讲起养母的故事，几度痛哭。工作人员看其情绪激动建议她稍事休息，她却一边擦眼泪一边坚定地表示：“我要说，我要告诉大家。”
在程女士的讲述下，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不由地让人揪心和悲痛：袁竹林女士是湖北武汉人。1940年她18岁，她家一贫如洗。不忍女儿挨饿，她的丈夫去偷蛋糕结果被发现，在羞愧难当中丈夫离开了家。
一位朋友给没有收入来源的袁竹林介绍去湖北鄂州旅社干洗衣工。她与一同被介绍去旅社的其他年轻女性刚到鄂州就被带到有日本兵站岗的慰安所门口。发现事态不妙，她们哭闹着不进去，却被拿着刺刀的日本士兵们强行拖了进去。
在皮鞭抽打下，她们被脱光衣服检查有没有性病。慰安所的老板给每个人取了日本名字，刻在木牌上，方便日本士兵辨认，袁竹林的名字是“吗沙姑”。她们到慰安所的第二天就有大批日本兵在每个房间门口排队。一天下来，她们下身疼如刀割。
据了解，在慰安所每天的生活都是重复的，每天都有日本兵进入她们的房间，晚上常有军官要求陪夜，来例假也不能休息。慰安所的老板给她们发一种白色的药，说吃下去不会痛苦，其实是避孕药。刚开始，袁竹林常常把药片扔掉。日本兵知道她是新来的，不会有性病就违反规定不戴安全套。后来，袁竹林在慰安所怀孕了，日子愈加艰难。她曾一度在寒冬匍在雪地里想冻死自己，但都被抓回来一顿毒打。袁竹林试过逃跑，被发现后，日本兵将她的头往墙上撞。为了让她流产，她肚子上被放上板凳，日本兵站在上面压她的肚子。大出血后，袁竹林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
不久，她得知唯一的女儿饿死了，哭了一整夜。作为养女的程菲女士回忆起养母后来告诉她的往事几度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抗战结束后，她是较早向世人公开其受害经历并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受害者之一。2000年，袁竹林参加“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控诉日军暴行。2005年8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她发表《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控诉书。2006年3月29日，没有等到日本政府回应的袁竹林逝世。享年84岁。
实际上，还有相当数量的女性是在被日军残暴的性虐待过程中死去的。战争结束时，部分日军曾奉命对“慰安妇”进行肉体罪证消灭；辗转存活下来被调查证实的女性，或不能生育，或精神失常，或肢体伤残，无一不在痛苦中挣扎生存。
[相关链接]
展览首次披露19名在世慰安妇近况
目前全国在世的遭日军强征慰安妇共20人，除1人不愿具名外，另19人分别是：郝月莲（山西，生于1928年）、郝菊香（山西，生于1922年）、李爱莲（山西，生于1928年）、任兰娥（山西，生于1931年）、赵兰英（山西，生于1923年）、刘改莲（山西，生于1923年）、张先兔（山西，生于1926年）、刘凤孩（山西，生于1924年）、毛银梅（湖北，韩国籍，生于1923年）、李凤云（黑龙江，韩国籍，生于1921年）、曹黑毛（山西，生于1922年）、陈莲村（海南，生于1926年）、陈亚扁（海南黎族，生于1927年）、林爱兰（海南，生于1925年）、黄有良（海南黎族，生于1927年）、韦绍兰（广西瑶族，生于1921年）、符美菊（海南，生于1925年）、李美金（海南，生于1926年）、王志凤（海南，生于1925年）。
链接地址：http://app.why.com.cn/epaper/qnb/html/2015-07/01/content_261162.htm?div=-1
标题：166个在沪慰安所遗址首次公布 ——近40处遗址建筑仍保存 已成日军违背人道主义犯罪铁证
记者：刘昕璐
苏智良（右）首次发布了在上海的166个慰安所地址。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实习生 朱超 摄
程菲
本报讯 “血色残阳‘慰安妇’——日军性奴隶历史记忆展览”昨天起至9月18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展出。展览首次披露了166个上海日军慰安所的分布图、战时日本印制的标记有慰安所的上海地图以及最新搜集到的中国慰安妇20名在世者名单和照片等，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恶。
首次披露3张日制老地图
早在2005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和他的研究团队就在《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中公布的当年沪上慰安所数量为149处，经过10年的调查、考证，增加了17处慰安所。此次在展览中标出的166处日军慰安所，也是迄今最完整的在沪日军慰安所详情图。
这次展览第一次披露了最新发现的战时日本印制的3张上海老地图，其中明确标有“慰安所”字样。
1931年11月，日本海军将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经营的4家风俗场所指定为特别“慰安所”，其中，“大一沙龙”（上海东宝兴路125弄）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慰安所。如今，有近40处当年慰安所遗址的建筑仍保存着。比如，海宁路322号的“少女酒吧”、南浔路121号的“贝贝酒吧”、四川北路2023弄7号的“沪上园”、吴淞路克俭里3号的“日之出酒吧”等。
由日本宇野商店印制《虹口地区地图》标有美媚里慰安所和克明里慰安所群，在整个日占期间，曾先后有15个慰安所在此出现。由日本堂书店发行，森武久制图的《1943年最新大上海地图》标有上海海军下士官集会所（今峨眉路400号）和“大一沙龙”慰安所。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都是日本军队在上海设立慰安所，违背人道主义、无视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犯罪行为铁证。
日军在各省都建有慰安所
据介绍，目前确认的上海日军慰安所有166个，多集中于虹口区，尤其是今四川北路公园附近，苏智良教授说“实际数字并不止这些”。日军在上海的慰安所，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经营者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日军直营，另一种是日侨、朝鲜侨民经营，还有一种是汉奸经营。上海可以说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复杂、慰安时间最长、慰安所数量最多的城市。
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多年的调研，日侵华期间，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台湾等地，数量无法估计。南京大屠杀前后，日军意识到其在华的作战势必长期而艰苦，他们开始变本加厉地在各地建立慰安所。
此外，展览还公布了一些从全国征集到的当年慰安所使用的物品，包括用来消毒的高锰酸钾、日军使用的安全套、慰安妇用的爽身粉等。
[人物故事]
已故慰安妇养女讲述养母的故事
“没能等来道歉，母亲死不瞑目”
“没能等到日本政府道歉谢罪，母亲死不瞑目。”程菲女士昨天专程来沪参加展览开幕式，她的养母袁竹林老人曾是日军的一名慰安妇。现场，程菲女士讲起养母的故事，几度痛哭。工作人员看其情绪激动建议她稍事休息，她却一边擦眼泪一边坚定地表示：“我要说，我要告诉大家。”
在程女士的讲述下，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不由地让人揪心和悲痛：袁竹林女士是湖北武汉人。1940年她18岁，她家一贫如洗。不忍女儿挨饿，她的丈夫去偷蛋糕结果被发现，在羞愧难当中丈夫离开了家。
一位朋友给没有收入来源的袁竹林介绍去湖北鄂州旅社干洗衣工。她与一同被介绍去旅社的其他年轻女性刚到鄂州就被带到有日本兵站岗的慰安所门口。发现事态不妙，她们哭闹着不进去，却被拿着刺刀的日本士兵们强行拖了进去。
在皮鞭抽打下，她们被脱光衣服检查有没有性病。慰安所的老板给每个人取了日本名字，刻在木牌上，方便日本士兵辨认，袁竹林的名字是“吗沙姑”。她们到慰安所的第二天就有大批日本兵在每个房间门口排队。一天下来，她们下身疼如刀割。
据了解，在慰安所每天的生活都是重复的，每天都有日本兵进入她们的房间，晚上常有军官要求陪夜，来例假也不能休息。慰安所的老板给她们发一种白色的药，说吃下去不会痛苦，其实是避孕药。刚开始，袁竹林常常把药片扔掉。日本兵知道她是新来的，不会有性病就违反规定不戴安全套。后来，袁竹林在慰安所怀孕了，日子愈加艰难。她曾一度在寒冬匍在雪地里想冻死自己，但都被抓回来一顿毒打。袁竹林试过逃跑，被发现后，日本兵将她的头往墙上撞。为了让她流产，她肚子上被放上板凳，日本兵站在上面压她的肚子。大出血后，袁竹林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
不久，她得知唯一的女儿饿死了，哭了一整夜。作为养女的程菲女士回忆起养母后来告诉她的往事几度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抗战结束后，她是较早向世人公开其受害经历并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受害者之一。2000年，袁竹林参加“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控诉日军暴行。2005年8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她发表《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控诉书。2006年3月29日，没有等到日本政府回应的袁竹林逝世。享年84岁。
实际上，还有相当数量的女性是在被日军残暴的性虐待过程中死去的。战争结束时，部分日军曾奉命对“慰安妇”进行肉体罪证消灭；辗转存活下来被调查证实的女性，或不能生育，或精神失常，或肢体伤残，无一不在痛苦中挣扎生存。
[相关链接]
展览首次披露19名在世慰安妇近况
目前全国在世的遭日军强征慰安妇共20人，除1人不愿具名外，另19人分别是：郝月莲（山西，生于1928年）、郝菊香（山西，生于1922年）、李爱莲（山西，生于1928年）、任兰娥（山西，生于1931年）、赵兰英（山西，生于1923年）、刘改莲（山西，生于1923年）、张先兔（山西，生于1926年）、刘凤孩（山西，生于1924年）、毛银梅（湖北，韩国籍，生于1923年）、李凤云（黑龙江，韩国籍，生于1921年）、曹黑毛（山西，生于1922年）、陈莲村（海南，生于1926年）、陈亚扁（海南黎族，生于1927年）、林爱兰（海南，生于1925年）、黄有良（海南黎族，生于1927年）、韦绍兰（广西瑶族，生于1921年）、符美菊（海南，生于1925年）、李美金（海南，生于1926年）、王志凤（海南，生于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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