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他被称为“上海拉贝”“中国辛德勒”，在日军炮火中救下30万中国难民

来源：上观新闻 2025年8月25日

标题：他被称为“上海拉贝”“中国辛德勒”，在日军炮火中救下30万中国难民

作者：解放日报 吴頔 车佳楠 阮佳雯

身处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在战火纷飞的生死关头，是选择自保、袖手旁观，还是挺身而出、庇护众生？

1937年的上海，一位法国神父用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他多方交涉促成世界上第一个难民安全区——南市难民区建立。这片难民区也被以他的名字命名，被称为“饶家驹安全区”。

有人称他为“上海拉贝”，还有人说他是“中国的辛德勒”。可拉贝、辛德勒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饶家驹的名字和事迹，在80多年后的今天却仍然鲜为人知。

在他的努力下，难民区存在的32个月里，成功庇护了30万难民，堪称二战史上最成功的难民救助案例之一，书写了一段难民救助的“上海奇迹”。饶家驹的名字十多次出现在《拉贝日记》中，拉贝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拯救难民，也正是参照了饶家驹的模式。

这个饶家驹究竟何许人也，他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能量，可以在中日激战中促成安全区的诞生？

“人人都知道南京的拉贝，却很少有人知晓上海的饶家驹。”20多年前，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了解到了这段故事，随即率团队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在苏智良的带领下，记者回到当年南市难民区的所在地，寻找那位法国人在上海留下的不朽印记。

饶家驹

战火中的“安全岛”

方浜中路249号，始建于明朝的上海城隍庙，见证了这座城市600多年的兴衰。这里连同紧邻的豫园，组成独具老城厢特色的旅游名片。进入暑期，每天都要接待数以万计慕名而来的游客。

庙中供奉的城隍，在道教中是城市的守护神。1937年秋，在经历战火重创的上海，城隍庙的确成为大量难民的容身之所，在此守护难民的却另有其人。

迈入城隍庙山门，苏智良拉开右手边的木质门板，被遮盖的墙面上有一处不起眼的纪念碑——“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饶家驹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碑文中。

“当年城隍庙里就睡满了难民。饶家驹则被大家称为‘洋城隍’。”苏智良说。

1937年8月13日，日军入侵上海，淞沪抗战爆发，硝烟笼罩浦江两岸，城市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

1938年出版的《上海一日》一书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地上婴儿的哭声，行走迟缓的老弱的男女，被压在地下的呼救音，呼儿唤女的悲啼音....这一切的声音，震动天地，惨彻心脾。”“难民为了要逃生，衣箱也抛了，被褥也丢了，满路尽是遗弃物。”

随着战事发展，上海城区的周边地区不断沦陷，大批民众不得不抛弃房屋土地，拖家带口踏上逃难之路，人们都有同样一个念头：只有逃到租界才是安全的！

残垣断壁中，绝望的难民如潮水般涌向租界，租界很快人满为患，运行几近瘫痪。租界当局为避免事端，以铁栅栏、铁丝网阻隔，大量难民只能集中于靠近法租界的民国路（今人民路）一带，露宿街头，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

此时，身兼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等多个职务的饶家驹站了出来。

饶家驹与难民收容所工作人员合影，中间靠右黑衣者为饶家驹。

11月2日，他向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定区域设立难民区。这个区域不受攻击、不设武装军队与军事机关，也不进行武装敌对活动，专门接纳难民。这个提议得到了俞鸿钧的赞同。

随后，饶家驹又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三浦义秋、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交涉。重重压力下，日方最终承诺只要中国军队不进入，日本也不会侵扰。

最终，各方同意选定南市民国路（今人民路）与方浜路（今方浜中路）间，毗邻法租界的这片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建立难民区。

这一区域的性质和权属，起初中日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也无法坐下来面对面协商。“他非常睿智地以个人名义分别与双方达成了非正式协议，并且淡化了敏感问题。”苏智良介绍，正是由于这个法国人穿针引线，折冲樽俎，才让日本人遵守了承诺。“日军在占领南市后虽然纵火多日，但也没有到难民区内纵火。要知道在南京，日军就是完全无视国际安全区的存在，肆意妄为。”

1937年11月9日中午12时，难民区正式成立，象征着希望的红十字旗帜在南市上空飘扬。亲历者李秀凤后来回忆：“逃难的时候，我爸爸找了一辆黄包车，我们3个小孩坐在上面。租界的铁门关起来了，怎么办呢，急死了。正好有人在喊‘可以到难民区’，我们就跟着跑，住进去就好了。”小小一平方公里的“安全岛”，从此成为数十万人的希望之地。

难民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

法国来的“洋城隍”

战争状态下，能让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显然困难重重。饶家驹一个传教士，为何能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这还要从饶家驹其人说起。

今年8月13日，闭馆改造数月的淞沪抗战纪念馆向社会公众开放。一尊饶家驹的铜像，凝结着上海人民对这位法国人的深深敬意。

饶家驹与上海的缘分始于 1913 年。这一年，35 岁的他被派到已经享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传教。饶家驹博学多才，精通法、英、德、拉丁等多国语言，又在中国学会了北京话和上海话，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饶家驹”。他甚至在上海虹口长期与日本侨民交往期间，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这也为他日后多方游走开展难民救助打下了基础。

来到上海的第二年，饶家驹在徐汇公学教授化学课期间，因一次爆炸事故不幸失去了右手。这个“独臂神父”，不仅资助了不少贫寒学生，还积极投身各种赈灾活动。

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饶家驹凭借过人的胆识和积累的人脉，成功在战火包围中救下修道院的修女、儿童和躲避巷战的难民。而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又努力协商救下战区数百名难民。种种义举，都为饶家驹在中日双方和社会各界都积累了声望，南市难民区在他的推动下最终得以建立也就合情合理。

漫步于今天的豫园，人们或许已经无法想象当年难民区的样貌，只有留存至今的老建筑还保留着历史的记忆。

安全区成立仅仅一周，收容难民的数量就突破了20万。区域内先后建立了100多处难民收容所，根据包括苏智良在内的中外学者研究考证，当年的“小世界”游乐场、回教堂、珠玉业公会、沉香阁、城隍庙、豫园等场所，都曾开放安置难民。

居住在城隍庙大殿的难民

那么多人挤在弹丸之地，如何吃饭、如何休息、如何看病、如何维持秩序？饶家驹创立了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战时难民管理体制，撑起了这片小社会。

苏智良介绍，饶家驹将难民区分成9个区，每区由办事处派区长一人，从住户与难民中挑选若干人，负责管理区内清洁给养等事宜。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査、医务等组，分别处理各项工作。在饶家驹和同仁的努力下，难民区还拥有了警察、议员、学校、手工工厂甚至刑事法庭等机构。“这一套战时难民管理体系，无疑是一个创举，使得难民区能够长期有序发挥作用。”

豫园内的点春堂，曾是小刀会起义的指挥部，后来成为糖业公会的所在地，收容了约300名难民。亲历者傅剑秋曾回忆当年祖父在此处经办施粥的场景：“他找了6个人，每天半夜起来烧粥。在点春堂门口设了6个大缸，缸里面盛了稀粥，让难民每天排队领粥。为了不让吃过的人再吃，排队的时候就发个竹片，叫做粥筹。”

如此一个庞大难民区的运转，没有资金支持无疑难以为继，募捐成为头等大事。上海各界慈善人士为此开展了一系列募捐活动。1938年5月，饶家驹开始向全世界募集物资和资金。后来，他又亲赴美国面见总统罗斯福，在后者支持下，他发起“一碗饭运动”，募集到100万美元和大量小麦。这些物资运回上海后，变成难民碗里热腾腾的大饼油条。

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成员，前排右二为饶家驹。

难民区的成立，一定程度上还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经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动员，不少难民希望离开上海加入新四军，当时还流传着一句民谣：“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1938年8月，从上海各个难民收容所走出来的数以千计的难民，陆续从十六铺登船，前往苏北投奔新四军。还有20多个孩子也在其中，他们大多在日后成长为杰出人才，其中就包括上海市委原副书记杨堤。

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

柏林市郊的圣湖柏林湿地公墓，饶家驹长眠于此。

1940年6月，饶家驹接到法国教会命令返回巴黎。在上海的最后岁月，他还曾表示希望改名“饶家华”，以表示对中国这片土地的感情。

回国后，饶家驹将上海的经验运用到了巴黎郊区，又推广到了德国、意大利，先后挽救了一大批难民。直到1946年因晚期白血病与世长辞，享年 68 岁。

南市难民区也在饶家驹离开上海后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1937年11月9日正式建立，到1940年6月30日宣告结束，南市难民区一共存在了963天，为30万中国难民提供了庇护。

饶家驹与难民在一起

事实上，饶家驹的贡献远远不止救助了30万中国难民。他所创立的难民救助“上海模式”，后来又被试图推广至战时的南京、汉口等地。而在 1938 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就注意到南市难民区的价值，以它为蓝本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将 “战时设立中立安全区保护平民” 的理念写入国际红十字会章程。1949年8月，63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制定《日内瓦第四公约》。这份包含 159 条正文与 3 个附件的公约，首次明确将 “战时保护平民” 纳入国际法体系，其核心精神正是源自饶家驹在上海的实践。

2013年9月10日，来自法、德、中三国的外交官和各界人士，在圣湖公墓举行了隆重的墓地重建仪式，纪念饶家驹逝世67周年。

回到开篇的问题，一个独臂法国人，为何要在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周旋于中国政府、日本军队、社会各界乃至国际力量之间，殚精竭虑帮助数十万与自己素昧平生的难民，是什么支撑着饶家驹一路坚持下来？

法文版《饶家驹的故事》里有这样一句话：“令人敬佩的上海，这座以其无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

“这座城市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在至暗时刻点亮人性的光辉。”在苏智良看来，作为一个国际都市，当时的上海资讯媒体发达，世界瞩目。饶家驹组建的国际团队包容各国人士，各中外慈善团体通力合作，以及一批共产党人积极参与难民救助，最终促成了安全区的成功。

饶家驹与英国驻华陆军总指挥史沫特莱在难民区办事处，商议保护难民事宜。

“饶家驹用行动证明，即使在最残酷的战争中，人性的光辉也能筑起安全屏障。”苏智良说。他感慨，在世界一些地方战火再燃的当下，全人类更应当学习饶家驹的博爱主义、奉献精神、慈悲情怀，天下一家，捍卫和平。

饶家驹在上海期间的一个小故事，或许可以反映他的心声。

时间拨回1938年3月，上海日军当局收到一封两名日本小男孩寄来的信。男孩要求将信转交给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在信中建议，两国年轻人应共同努力修复和平关系，并在信封中放了5美元，用来救济战区的中国人。

这5美元和信的复制件，最后辗转来到了饶家驹手中，他被孩子的赤诚之心深深打动。在回信中，饶家驹如此写道：

“我希望我能活到世界上所有年轻人被友谊联结在一起，永远和平共处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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