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炀（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在中国当代电影的语境中，但凡在创作上触及民族创伤和历史记忆，就不得不在两种任务之间小心翼翼地进行平衡：一方面，它必须承担历史记忆的守护者角色，唤起观众对于民族过往的再认与铭记；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作为电影文本自立，在叙事逻辑、人物塑造与美学选择等层面经得起检验。近期上映并引起广泛讨论的《731》恰恰将这两种任务集中在了一部作品之中。影片在激起观众真实情感共鸣的同时，也迅速催生了接受层面的舆论分野。其争论焦点主要循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围绕文本对历史的忠实度考量，二是关于其艺术形式的自洽性与美学表达有效性的诘问。这两种观众反应，恰印证了重大历史题材的影像表达，本质上并非单纯的艺术评判问题，而是一个交织了历史观、伦理尺度与美学选择的复杂场域。与1988年的《黑太阳731》相比，虽然在内容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731》在表现策略上发生了显著转向。前者以残酷直白的视觉再现，令观众在震惊与愤怒中直面暴行的残忍；后者则选择了收敛血腥奇观的道路，将叙事焦点置于小人物王永章的个体成长之上，借此以“人”的觉醒来承载这段惨痛历史记忆的厚重。这样的转向，固然体现了创作

无论什么主题的历史研究、什么体裁的历史表现、什么风格的历史叙事，其终极价值都指向了“通史”书写。这是因为，一方面，作为一种使命，历史学就是要进行整体把握，把过往事件理解为一个统一过程；另一方面，通史最能表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道德观、文明观与世界观，它以延续传统，重塑集体记忆的方式，在无形中影响公民的言行举止。从古典时代的城邦史到启蒙时代的哲学世界史，通史的价值与意义始终得到彰显。就近代史学实践而言，从兰克到斯宾格勒，从威尔斯到汤因比，从伏尔泰到布罗代尔，从鲁滨逊到麦克尼尔等人，他们为世人所记，就在于他们的通史流传恒久。书写通史需要睿智的心灵，反过来也成为人类心灵的启迪。正如英国文化史家巴克尔所说：“人类真正的历史，是那些由心灵所感知的趋势的历史，而不是由感官所察觉的事件的历史。”复旦大学历史系，天生具有把握这种通史的学术气质。以一人之力撰写《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的周谷城先生堪称奇才，是能撰写本国通史，同时亦能书写世界通史的大先生，这两部书都是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在中国学者中恐怕没有第二人”。这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复旦历史系所倡导的博学与专深教育。诸多先辈成果

近日，德国工会联合会青年部发布了该国《2025职业培训报告》。报告显示，尽管德国的双元制职业培训仍然是一个成功的模式，但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挑战。报告指出，71.6%的德国学徒对他们的培训感到满意，但认为职业指导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在寻找培训岗位时，认为职业服务中心和学校职业生涯教育有帮助的学徒比例明显较低，认为最重要的支持者是朋友和家人的比例升高。在选择公司时，年轻人最看重的是交通便利、积极的工作氛围、公平的工作时间以及合理的培训津贴。　　报告显示了德国学徒获得培训机会的经济障碍：62.8%的学徒靠他们的津贴难以独立生活（自2020年以来增加了6个百分点），31.9%的学徒需要父母提供经济支持，12.7%的学徒除了培训之外还需要打工。为此，德国工会联合会青年部要求将法定最低培训津贴额外提高到平均集体协议培训津贴的80%。对于2025年开始培训的学徒来说，这意味着最低834欧元，而目前税前仅为682欧元。　　“培训质量在一些重要领域有所提高。”报告表示，需要定期加班的德国学徒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处于32.3%的较高水平，特别是厨师（50.6%）、汽车销售员（49.1%）和银行职员（45.8

振兴戏曲，需要向经典剧目学习，借鉴经典剧目的创演、传播经验。　　一部中国戏曲发展史，主要是由若干部经典作品构成的。倘若没有南戏的“荆刘拜杀”《琵琶记》，没有元杂剧的《窦娥冤》《西厢记》《汉宫秋》《墙头马上》《倩女离魂》《赵氏孤儿》等，没有明清传奇的《鸣凤记》、“临川四梦”及《玉簪记》《长生殿》《桃花扇》《雷峰塔》等，没有乾隆之后地方花部的《柳荫记》《秦香莲》《清风亭》《红鬃烈马》《狸猫换太子》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将相和》《群英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五女拜寿》等，我们还会因我们这个民族创造了这个戏剧形式而骄傲、自豪吗？　　那么，什么才算得上戏曲的经典剧目呢？笔者以为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能跨越时空。经历的时间越长、传播的空间越广，经典性便越强。二是为多剧种移植、改编。地方戏因其方言、俚歌俗曲的原因，多数局限于一个区域，如果为许多剧种改编，其受众范围无疑会扩大。三是能与时俱进。它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不同时代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而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改变，青春常驻，历久弥新。　　传承经典剧目的意义很大。　　能向人们形象地展示中华民族的优

　中新社上海9月10日电 题：为什么说法国人饶家驹是“被遗忘的英雄”？　　——专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苏智良　　中新社记者 许婧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上海，法国人饶家驹在上海城隍庙周边创立战时救护平民的难民安全区——上海南市难民安全区(也称饶家驹安全区)，并延续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成为东方战火中的“诺亚方舟”。　　饶家驹是谁？为什么说他是“被遗忘的英雄”？今天发扬和传承饶家驹的“大爱精神”有何意义？新近出版《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一书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苏智良，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作出解答。饶家驹佩戴勋章照片。1938年2月12日，饶家驹获颁法国国家最高荣誉勋章。　(受访者供图)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中新社记者：您如何与饶家驹结缘？他在上海主要做了哪些事情？苏智良：约20年前，我读到了饶家驹的故事：这位1913年来到上海传教的法国神父，在中日激战之际，说服双方同意，在方浜路、民国路之间设立南市难民安全区。南市难民安全区建立第一天，先辟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各学校、教堂为收容所

陆建非 市欧美同学会顾问 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上海分会会长 曾任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图：新华社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全国各地及国际社会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来纪念这个重要历史事件。“抗日”便成了各类对外传播和纪念活动中的关键词，如何更为准确地将这个词翻译成为英文，体现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直接影响到对外宣传的效果。首先，“抗日”是个缩略词语，除在特殊语境，“抗日”不宜译成“anti-Japanese”。英文“anti-Japanese”是“反对日本”“反对日本人”的意思，并不包含“侵 略”等信息。如果将“抗日”译为“anti-Japanese”，国外读者自然就会把所有与此相关的表述都理解为“反对日本人”，而不是反抗日本侵略者，此译法显然会引起误会，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根据地”“抗日救亡运动”等，都会被理解为“反对日本人”，而不是正义的 “反抗侵略”的活动。其次，英文前缀“anti-”（即“反”）后面加上民族或人民构成的复合词，如“anti-American”、“ anti-Chinese”等，经常与非理性的、情绪化的事件或行为搭配，

国际社会关于二战的研究呈现出复杂的样态。以二战两大策源地的德国和日本为例。德国的主流政界和学界将对纳粹罪行的忏悔和承担责任内化为国家身份的一部分，其研究重点在于剖析纳粹如何上台、屠杀机制如何运作，以及普通人的责任。而在日本，执政党主导的历史研究成为保守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混合的产物。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从来就没有讲清楚过日本为什么要发动卢沟桥事变和偷袭珍珠港；而是试图淡化侵略责任，强调广岛、长崎的“受害者”身份，其目的是通过重构历史来解除侵略国的道义包袱。这表明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日益抬头，并促发与其他二战受害国之间的“记忆战争”。当然，即使在日本，也有一批有良知的左翼和民间力量坚持反思侵略历史。被誉为“慰安妇研究第一人”的吉见义明教授30多年来，顶住各种压力，挖掘档案，揭露日本政府推行性奴隶制度的真相。松野诚也研究员长年收集侵华日军731部队有关档案、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料等罪证，并多次捐赠给中国学界。各国应该以史为鉴，不能让扭曲的历史观成为煽动民族主义对抗的工具。坚持正确二战史观不仅是学术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它是亚洲邻国增进理解、避免误解与冲突的前提，也是向全世界宣示对二战公认结论和战后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