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磊 陈挥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指引。新形势下，要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信仰之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基石，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志向，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信仰之源。只有坚持真理，才能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客观实际，避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只有坚守理想，才能确保党员干部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政治定力，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价值之源——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行动根基，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和政治底气，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价值之源。只有践行初心，才能确保党员干部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确保党的各项决策和部署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只有担当使命，才能确保党员干部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勇往直前、攻坚克难，确保党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力量之源——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内驱动力，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勇气和政治风骨，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力量之源。只有不怕牺牲，才能确保党员干部在面对生死考验时毫不畏惧、挺身而

仔细想来，我们确然已深陷当代“加速社会”的湍急涡流。周遭总有人感叹“时间怎么越过越快？生活与生命，好像都像装上了涡轮增压，呼啸而去……”事实上，生命的节奏并未加速，只是被裹挟了。汹涌的技术迭代、被便利交通压缩的空间距离、因迅捷工具而奔涌不息的信息过载……种种力量交织，将我们的生命推入一种无休止的匆忙、混乱与失向之中。时间，也因此涣散开来，失去了它本应赋予秩序与力量的从容。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指出，技术加速正在摧毁人类与时间的共生关系。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也警告，数字技术正在制造“无产阶级化的时间”，即人类失去感知、体验、创造时间的能力。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教育领域。某地小学生清晨6点被唤醒奔赴“晨读班”，放课后无缝衔接3个兴趣班，深夜伏案完成校内作业至23点——睡眠时间被压缩至不足6小时，生理节律彻底让位于教育流水线，我们不得不承认：教育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时间异化。程颢在《秋日》中写道，“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句诗传达出只要静下心来观察万物，就能发现它们都有自身的规律和乐趣，人们应与四季变化同步，感受其中的美好。教育也应如此，当用“节气伦理”重新锚定生命的自然节律，让学

语文考试中阅读题选用的文章，连文章作者都无法正确“解析”自己的作品。这样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而且不出意外，这一话题又一次引发全网热议。之所以说“又”，是因为这样的消息已屡见不鲜。网民的讨论主要围绕命题的科学性展开：如果连写作者自己都答不上来，那么命题者设计的答案标准，就很值得怀疑。参考答案成“唯一标准”，合理吗？从阐释学理论和接受美学角度来说，作家的理解未必是阐释自己作品的唯一标准，读者即使从作品得出作家根本无法认同的观点也有价值，这已是文学常识。但显然，这不是讨论的关键。网友们关心的是，凭什么命题者给出的参考答案才是唯一标准，以此引导阅读教学，让学生包括作者本人都要以他们的解读为依据。这样的结果，只能让阅读教学的路越走越窄，让阅读理解变成了机械操作的套路和贴标签的教条。还记得笔者去年跟一位参加了高考的学生聊天。这位学生说，他看到现代散文中有一段描写的主观理解题涉及了想象，还没仔细看文章，头脑中已经跳出“虚实结合”四个字，然后立马写到试卷上。我听后大笑，因为据我了解，这道题的参考答案正有“虚实结合”这一要点。但笔者一阵笑过，还是觉得有点悲哀，接受了阅读教学训练的学生变成如此机械式的条件

■陶庆1839年，《德意志电讯》杂志连载《乌培河谷来信》。这篇批判宗教虔诚主义、揭露资产阶级面貌的通讯材料，一时间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这是青年恩格斯基于自身调查研究经历而写下的一篇“试水”之作。17岁时，恩格斯到父亲的公司当办事员，在业余时间练习写作并投稿。在《乌培河谷来信》中，青年恩格斯对这一区域普通人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学校教育等情况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记录，展现出关注现实、关爱他人等天赋。他以卓尔不群的独立思考和深邃洞察，批判了宗教虔诚主义与资产阶级合谋为剥削辩护的现实。文章刊发后，引发一系列反响。有杂志予以好评，但也有人进行无理抨击。恩格斯解释，《乌培河谷来信》是通过自己的亲身调查，根据真材实料所作出的描述和分析，是无可辩驳的科学分析。他奉劝那些凭空捏造，罔顾事实的人，要多去实地调查后才有发言权：“我在乌培河谷度过的时间大概比您多一倍；我在爱北斐特和巴门住过，并且具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去仔细观察各阶层的生活。”在欧洲，恩格斯把调查研究作为自己对所观察事物拥有“发言权”和“决策权”的有力支撑；在中国，毛泽东则进一步把调查研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层面进行哲学思考，并逐步形成具

　　“嚓”的一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火柴点燃，借着这一点微光，他一步步地摸索着下了楼梯，再穿过暗沉沉的大半个校园，回到自己的蜗居小家。此时已是凌晨一点左右，妻子和女儿早已进入梦乡。唐力行向我描述他当年写作《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时的场景，就像电影镜头一般，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他借用一位前同事临时空置的房子，在完成白天的教学工作之后，每晚来这里写作到半夜。酷暑炎热时，头顶的吊扇不太管用，他就接上一盆自来水，泼在水泥地上辅助降温，然后光着膀子坐在桌前，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在稿纸上写作。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彼时的他，从安徽东至县五七大学调到安徽师大工作不过数年的时间。　　1993年，《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该书先后由香港中华书局和台湾、北京商务印书馆等印行多个版本，并成为海内外不少高校研究生的专用教材，获“江苏省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华东地区第八届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2017年，该书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我手头的这本，版权页上显示为这一版本的“2022年第3次印刷”。　　2025年的春夏之交，我在风景秀丽、满目苍翠的中国美院

■汤诚1922年5月的上海嵩山路，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图画、玩具与书报和谐共处，这里诞生了上海可考的最早的公共儿童图书馆——少儿宣讲团附设儿童图书馆。这个看似寻常的空间，悄然打破了中国传统“童蒙读物无非《三字经》”的旧习，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世界的窗户。其实早在1909年，《教育杂志》就已发出先知般的呼声：“儿童亦当为谋学校外之知识，设立儿童图书馆。”1928年的《申报》上，毕卓君的撰文则更进一步：“儿童为未来之大国民，亦为国家所最有希望之国民。儿童教育，不仅仗学校教育为已足……不可不有儿童图书馆，以期增进儿童阅读图书之机会与能力，助长其阅读图书之趣味与习惯。”这声呐喊，预示着儿童不再只是学堂里的蒙童，更是需要自主阅读的“未来大国民”。同年3月，东方图书馆的玻璃平屋亮起温暖的灯光。王云五先生在此创设的儿童图书馆，以两千册图书、十三个分类明晰的书架，为小读者们开辟了一方雅洁天地。此后十数年间，上海儿童图书馆的发展如星火燎原：1934年市儿童幸福委员会和上海儿童晨报社联合创办第二儿童图书馆；1940年中华慈幼协会上海办事处等团体募捐筹办上海儿童图书馆（今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前身）；19

中华民族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极大的磨砺与锻炼，抗战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的重要转折点，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中国14年的抗战，逐渐形成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两个战场互相呼应，成为亚洲大陆打败日本的主战场。中国最早举起反侵略的旗帜，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抗战牵制了日本的结盟战略。中国抗战使日本无力“北进”，也迟滞了“南进”步伐，为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国有力地支援了东南亚、太平洋和欧洲等多个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有的贡献。罗斯福多次赞扬中国：“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在抗战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完成了由边缘走向中心的重要转折。中国与苏美英一道发起多个重要国际会议，重新设计和创建新的国际秩序，奠定了抗战胜利后的大国地位。1942年1月1日，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中国的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1943年10月30日，《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确立了中

【读经典学理论】马克思指出，“各种自然力和科学——一般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精华”。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回顾历史，人类文明进步和现代化进程，就是一部科技创新和进步的历史。科学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马克思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推动人类进入蒸汽时代；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电力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人类进入电气时代；20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把人类送入信息时代。科学作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本质是人类社会不断发现自然规律，并将之转化为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工具革新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并深刻改变生产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作为人类实践能力的标识，生产力水平高低反映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其与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