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师等人才群体,但庞大的“量”尚未转化为显著的“质”的优势。与此同时,一些年轻人面临就业难、“内卷”严重的问题,难以找到自己真正热爱且擅长的领域。高等教育是解决人才适配问题的关键抓手之一。上海师范大学校长袁雯认为,要重识人才适配的定义与内涵,树立大适配观、终身适配观和超越适配观,建立“五角协调机制”等,改革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机制体系,进而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与人才强国“三位一体”建设。
袁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师范大学校长、第十二届特约国家督学、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终身教育等领域开展了多年的研究与实践。
高等教育和社会需求存在不同的运行逻辑
《教育家》:数据显示,考研人数“二连降”而考公人数“六连增”,多类行业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当前高校培养模式出现“人才错配”的原因和类型有哪些?
袁雯:“考公热”“考编热”已经持续了多年,反映出当今学生、家长和社会整体在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背景下的求稳心理,这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相关。而考研人数“二连降”的前提是早些年报考人数的急剧增长,下降的现象则反映了社会对择业观念整体认识的逐渐成熟——人们的判断更加理性。也许在几年平稳期后又会产生新变化,但这一切现象都要指向对高校人才培养问题的再认识:当前高校能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社会是否需要这样的人才?
谈论“人才错配”有个前提,即“当前社会正在大量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一方面,人才的结构性短缺与社会背景、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回顾20世纪80年代初,彼时我国大量需要的是外向型经济人才,所以外贸类、语言类、经济类专业很受欢迎。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大量考生又去报读金融类专业。另一方面,高校的人才培养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惯性,对学生和教师的培养具有周期性,其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不同的运行逻辑。当科技快速进步、产业结构快速迭代,如何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对高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人才错配”的第一种类型是结构性错配。例如,当今已有一些企业成为“黑灯工厂”,实施了完全自动化生产,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由一线操作工人转变为“现场工程师”。在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变革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分工流程,催生出一大批新兴职业,并淘汰了一批传统制造业职业。然而,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还不能很好满足这一需求,学科和课程设置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了结构上的“人才错配”。
数量错配是另一种类型。根据教育部数据,2023年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招生1042.22万人,其中普通本科招生478.16万人,高职(专科)招生555.07万人,研究生招生130.17万人。具体到地方高校,我们的本职比例、本研比例、硕博比例是否合理?区域、行业之间的数量错配存在哪些特征?什么样的学历结构或人才结构能够更好地支持地区经济发展?这是需要深入调研的一个重要课题。
《教育家》:如何建设教师队伍以破解“人才错配”难题?
袁雯:改革教师队伍培养机制是解决“人才错配”问题的一个重要抓手。以师范生培养为例,一位中学校长向我反映,他们希望能招聘一些初步具备跨学科教学能力和能够组织学生开展课后兴趣类项目的初中教师,但目前的师范生培养难以满足该需求。相较于对小学教师的通才式培养,对中学教师的培养还没有达到学段的精细化程度。另外,中学跨学科和探究式的教学实践,对于高校教师而言也是一个正在探索的领域。“教的人自己没做过”,一个“理论家”难以教会大学生怎样在新的岗位条件下提高职业能力。因此,高校必须改革教师队伍,提升其综合素质尤其是教学和实践能力,深化产学研融合。另外,要通盘考虑,在整体上完善学校的组织架构、运行架构、评价方式等,真正从机制改革入手,增强高等教育对社会人才需求的适应性。
高校不是人才培养的终点
《教育家》:您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才适配?高校要注意哪些问题?
袁雯:人才适配涵盖了一系列问题:大学、企业、学生分别追求什么样的适配?谁来评价人才是否适配?我认为,人才适配不是单由某一方决定的,需要考虑五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人才适配的一系列重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等重大关系。”其中,前三种关系都是正确理解和澄清人才适配的重要前置依据。谁来评价是否适配?在什么样的大背景下研究人才适配?这些是要厘清的基本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冲击,以知识学习为主要目标的教育已经过时,我们要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终身发展的能力。高校只是培养人才专业能力的基础环节,而非终点。用人单位肩负着对人才进行职业化发展的培养责任,而高校则要培养学生的“终身适配观”,破除“一次适配”的观念,引导其从短期的“就业适配”转向长期的“发展适配”。
第二,要建立由政府、高校、市场、学生、中介等主体构成的“五角协调机制”,共同形成一个“适配链”,从政府治理、高校人才培养、企业招聘用人、学生志趣选择和中介机构信息沟通等方面,树立多元的、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大适配观”。
第三,探索人才成长的规律。高等教育应重视不同类型人才的成长规律特征,在规律的基础上布局人才适配战略,然后基于人才适配战略,从具体策略层面调整学科专业与人才培养方式,再进一步重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在DeepSeek和宇树科技爆火后,人们都在关注梁文锋、王兴兴个人及其团队的成长特征。因此,学界要进行科学深入的人才成长规律研究,才能明晰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另外,高校还要树立“超越适配观”。一方面,人才培养要满足当前社会需求;另一方面,考虑到人才培养的滞后性,高校必须具备前瞻性,在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等领域超前布局,促进科技进步。
第四,改革人才培养的方式。在具体策略方面,人才培养方式与高校院系行政架构、考核方式、教师工作、教学科研关系等紧密联系,如何协调高校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是关键。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能简单地依靠增加实验课或实训课的学时来实现,更不能一蹴而就。例如,要明晰交叉学科建设的“生存基座”在哪里,整合优化教育资源,依据规律稳步推进改革,切实起到培养跨学科人才的作用。从而在当前的全国高校学科专业持续调整中避免“新瓶装旧酒”。
第五,澄清对人才适配的科学解释。人才适配是动态的、相对的概念。从哲学上看,“不适配”是永恒的,“适配”是暂时的,这需要高校不断地朝着适配的方向努力。一些专业的毕业生对口就业率较低,但专业对口就等于适配吗?我们要看高校是否能够满足行业或企业的数量适配、结构适配和岗位适配需求,而不仅仅是专业对口率。例如,除了招聘专业对口的学生,集成电路行业也需要物理、化学、材料等超过30个不同专业的多元人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高校应思考学生的核心知识适配、专业课程适配和学习力适配情况,以模块化方式调整课程体系,通过课程模块对接产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求。以学科为基础、以课程为网络架构的人才培养体系,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促进学生跨学科学习,推动实现人才适配。
《教育家》:当前产学研融合存在深度不够、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如何深化校企社政之间的协作,以解决大学生实践能力欠缺、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袁雯:校企各自的人才培养体系“不融不通”是关键“堵点”。高校学科设置与课程体系难以容纳企业的产业人才培养体系,企业主动融入的动力不足,二者在观念上存在“甲方乙方”等问题。地方政府应为校企协作提供政策与平台支持,提高双方融通的积极性。同时,要破除观念壁垒,校企双方共同设计培养方案,真正融为一体,建立新型产学研关系,把人才培养作为共同的责任。
高校要深入调研,借鉴国内外成功案例,打通关键“堵点”。例如,华为公司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开展深入合作,将企业内训课程与学校课程体系融合,共建18个特色产业学院,学校至今有4000多名学生获得了“华为认证”,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产教分离的问题。又如,在被誉为“德企之乡”的江苏省太仓市,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利用地区优势,与多家德企开展“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为本地培养了一万多名高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真正实现了“校企一体”。如今是网络社会,未来教育将呈现关于“连接点”的社会大网络的形态。我认为可以将多元主体构成的社会网络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支撑体,这是“跳出教育看教育”的基本条件。教育既不能大包大揽,也不能作茧自缚,一定要在更广阔的世界寻求新突破。
培养更加“开放”的人
《教育家》: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高校更应注重以及培养学生的哪些能力?
袁雯:第一是学习力,高校应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在数智时代,自学变得更加方便,人工智能可以助力学生快速进入具体领域的学习。知识学习的重要性下降,而掌握如何学习的能力变得更为关键。例如,有两名已经参加工作的毕业生在交流时告诉我,大学教给他们最重要的能力是如何学习,这使他们能够更快地适应岗位工作。终身学习的习惯和能力能让学生实现动态的终身适配。即使不跳槽,企业内的轮岗也需要职工有较强的学习力,来完成从不适配到适配的过程。
第二是迁移力,在终身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跨学科学习与知识迁移能力。当社会和科技不断发展变化时,高校通过跨学科教学,使学生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适应跨界发展,激活不同领域知识的联系。因此,高校需进一步完善学科交叉机制,深入研究创新策略,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是判断力,即批判性思维能力。“人云亦云”无法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例如,科研工作者需找到自己的科研方向,教师则需确立个人的育人理念和成长模式。在学习力与迁移力的基础上,高校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引导他们掌握提出真问题并创新思维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提升其综合素质和竞争力。
高等教育要实现动态的人才适配,学科专业设置应该从“刚性”走向“柔性”,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封闭走向开放,在此基础上培养更加“开放”、更具可塑性的人,而非相对成型、封闭的人。高校要把“刚性”的内容(正确的价值观等)和成长性、发展性的内容(学习力、迁移力、判断力)有机融合,探索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教育家》:如何看待学生毕业后脱产考证考编、“gap year”等现象?高校与社会怎样为其提供实践机会,引导其顺利实现社会化,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袁雯:就业是人才成长的重要环节之一,离开了就业,成长几乎无从谈起。一方面,地方政府、高校和企业应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应届生尽快找到合适岗位。另一方面,对于像脱产考试、“gap year”等现象,社会各界应理性看待,对他们要有一定的包容。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导演饺子(杨宇)大学医学专业毕业后选择自学动画,“啃老”3年、失业6年,但家庭的包容和理解给了他很大支持,最终他实现了成功。因此,对于一些有不同想法、想尝试更多人生可能的年轻人,包容的多元化社会环境将更有利于其实现个性化发展,这也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高校要为学生提供更多机会。2024年,教育部举办了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并面向高校教师设立了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赛道。高校应紧跟国家政策,加强大学生人生规划课程的设计,并为学生提供更多职业体验和实习的机会,进一步深化产学研融合,协同区域经济发展,完善具有高校特色的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体系,为学生打造更广阔的社会化发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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