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第一章 师专诞生艰苦创业
第二章 文理两院并驾齐驱 第三章 成立师院曲折发展
第四章 十年浩劫五校合并 第五章 恢复建制拨乱治校
第六章 易名师大改革振兴 第七章 深化改革开拓前进
上海师范大学校史 序言
王邦佐
在上海坚实地迈向建成我国经济、金融、贸易三个中心和多功能、开放型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之际,我们上海师范大学跨入了“不惑”之年。此时此刻,我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充满着欢庆和胜利的喜悦。
上海师范大学是为上海培养中等教育师资的重要基地,是新教师的摇篮。她从诞生之日起,就同上海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紧密相连,同上海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上海师大是上海人民的师大。她伴随着上海社会主义事业成长、发展壮大,度过了四十个不平凡的春秋。
风雨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四十年确是短短一瞬间,但抚今追昔,我们却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我们学校之所以有今天,之所以能得到这么大的发展,主要因为有上海市委、市府,市教卫办、高教局、教育局和徐汇区党政领导的长期关怀,有兄弟院校和全市各中学的真诚帮助,有广大校友和国际友人的热情支持,有学校历任党政领导和全体师生员工的敬业奋进。在此,让我们向曾经为上海师大建设、发展作过贡献的所有同志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使上海真正发挥带动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跻身于现代国际大都市之列,就必须大力提高上海人民的整体素质,形成一支良好的人才大军。这就首先要抓好基础教育,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作为以培养上海中学教育师资为天职的上海师大,与实现振兴上海的伟大战略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以来,在市委、市府领导下,我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并已初见成效。这些都已写入我们这部校史之中。
展望前景,任重道远。今年市政府作出重大决定,我校同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合并,成立新的上海师范大学。这标志着上海人民赋予我们更加艰巨而又光荣的历史责任,寄予我们更高的期望。两校合并,对于充分利用各种办学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办学效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上海师范大学一定要认清历史责任,牢记时代嘱托,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抓住机遇,解放思想,努力为上海基础教育服务,努力为上海职业技术教育服务,努力为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上海师范大学的第五个十年,是跨世纪的十年。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迎接和创造上海师大辉煌灿烂的新世纪而努力奋斗。
第一章 师专诞生艰苦创业
第一章 师专诞生艰苦创业(1954-1956)
五十年代的上海,生气蓬勃,万象更新,社会发展,百业昌盛。教育事业在党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也欣欣向荣,蒸蒸日上。1954年8月,上海虹口区西体育会路(现中山北一路)441号的大门口,挂上了一块崭新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的校牌,这就是解放后上海新建的第一所地方性高等师范学校,也就是今日上海师范大学的早期。
第一节 一所新型高师的诞生
1953年,新中国步入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的教育事业也随之进入了调整和发展阶段。党和人民政府对师范教育事业十分关心。1951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上,确定了培养百万人民教师的宏伟目标和正规师范教育与大量短期训练相结合的工作方针,要求各省和大城市原则上都应设立健全的师范专科学校一所,由省、市教育厅(局)直接领导,有条件的亦可设立师范学院。1953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上,讨论了5年计划中高等师范学校的设置与发展。会议明确指出:“高等师范教育是整个普通教育的重点,今后高等师范教育的方针是:要在整顿巩固现有高等师范教育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有准备地予以大力发展,扩充现有高等师范学校,有条件、有准备地建立新的高等师范学校”逐步做到地方能自给自足。会议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明确要求上海新建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当时,上海已有183所普通中学,在校学生达16万余人,而教师只有5270人而且教师的主要补充来源只是经过上海新教育学院和各类师资训练班短期培训的旧上海失业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员没有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很难提高教育质量。当时虽有一所建立不久的华东师范大学,但它面向华东地区,而且主要为高级中学以上的学校培养师资,不可能满足上海市所有中学对师资的大量需求,特别是初级中学的师资,因此,建立一所为上海市基础教育服务的新型高等师范学校已是十分迫切。
1954年春上海市人民政府责成市教育局负责筹建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决定由市教育局局长陈琳瑚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华东速成实验学校校长郝晋卿为副主任委员丁山,王振东,束世杰、江浩、吕学礼、沈德滋,宋兰舟,范际平、徐子威、陆景一、商韬、张通谟、张斌、程应、魏诗其为委员。宋兰舟任筹委会办公室主任5月7日,在上海市教育局举行上海师范专科学校筹备工作会议主要研究上海师专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学校规模人员配备招收新生和校舍选址等重大问题初步确定设置中文、历史、政教、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8个二年制专修科培养初级中学的师资,另设教育学心理学和体育两个公共教研室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由政教科承担各科(室)设主任1人学生人数多的专修科增设副主任1人学校规模初步确定为学生2000名,第一届计划招生800名并参加全国统一招生为了保证新生质量有利于树立巩固的专业思想,决定选送120名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和抽调160名小学教师入学深造,校址选在市西南郊的漕河泾地区(现址),在新校舍建成前暂借西体育会路441号原华东速成实验学校为临时校舍。筹备工作会议后,在人事、教学、招生、基建等方面做大量准备工作。虽然当时的教育经费有限,师资缺乏,要迅速建立一个新型的高等师范学校面临许多困难,但市教育局领导决心很大,提出“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为了建校,市教育局决定把学费收入中的“特种经费”用以筹建校舍和购置设备。教师不够,市教育局决定从全市中学教师中选调,并提出“要什么人调什么人”各中学的领导非常支持这一决定,他们说:我们今天支持了师专,明天师专会支持我们。由于市教育局和各中学的全力支持,保证了上海师专的师资的数量和质量。调来的教师中不少是上海教育界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有的是解放前的大学教师。这些教师成为上海师专成立后第一批业务领导人和骨干教师。
由于市教育局的积极努力和各中学的大力支持,又充分利用了原华东速成实验学校的人力物力和基本设施,所以筹建工作进展非常迅速。7月5日,宣布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成立,并对外办公。7月8日,举行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并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大会,动员积极投入筹备工作。8月15日,正式启用学校印章与信笺。8月16日,在一片锣鼓鞭炮声中,挂上了由舒同书写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校牌。9月1日,第一届新生入学。9月9日正式上课。
一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新型的上海地方性高等师范学校正式诞生了,上海师专从此担负起了为上海基础教育事业培养新师资的重任。正如校党总支书记刘芳在校刊《上海师专》的发刊词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学校是适应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诞生的,她的建立是列在我们祖国第一个5年计划之内的,她担负着5年计划中培养建设人才这一任务的一部分——而且是培养人才的‘重工业’单位之一,这个任务是重大而光荣的!”
第二节 初具规模的上海师专
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是一所上海市属的地方高等师范学校,是为上海地区培养合格中学师资的,对上海的基础教育质量有着直接影响,因而,上海师专的建立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全社会的关心,热切希望上海师专迅速建成并发展健全。
上海师专不负众望,建设迅速。筹建中的上海师专征地313亩,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次性征地最多的上海地方高校之一。为了基建施工方便,市工务局决定特辟一条新马路,命名桂林路(现漕宝路至学校门口一段路)。建校工作从1954年12月15日开始,工人们争分夺秒,日夜兼施。至1955年8月9日,新校舍主要建筑群竣工,校舍整体设计为庭院式古建筑风格,所有建筑物均是红砖墙大屋顶,近1万平方米的5层教学大楼座落在校园中央,是漕河泾地区的制高点,很是雄伟壮观。1955年8月18日,学校即由西体育会路迁来桂林路新址。
新校舍地处漕河泾镇西首的闰圩,本属龙华区牌楼乡,与黄家花园(现桂林公园)隔河相望。东起东上沃塘港,与原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相邻,西至赵家宅、杨家桥,北起岑溪路,南至黄泥,壬泥两浜,校门设在岑溪路上,当时周围是一片农田,纵横的小溪边点缀着稀疏的小树,今日西部大操场西北角的两棵参天樟树和外宾楼前的几棵粗大柳树,就是历史的见证。当时公共汽车只通到漕河泾镇东首,老教师能坐上本校唯一的一辆40座的客车到达学校,年轻教师则要步行20分钟,穿越康健公园附近的小道进入校园。
当时的行政经费,全由市教育局拨给,第一年51.57万无,第二年74.3万元。开头两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比较集中,折合新人民币872万余元。建筑面积38000平方米,其中教学大楼9386平方米,办公楼1397平方米,饭厅(兼礼堂)3056平方米,学生宿舍8676平方米,教工宿舍13252平方米。当时的主要建筑群就是现在的第一教学大楼及东西4只阶梯教室,西部第一、二学生宿舍,第一二办公楼(第二办公楼为当时的图书馆),西部第一至第九教工宿舍和第一三食堂。建筑群中间是运动场。运动场正东方矗立着高大的旗杆(当时是本市最长的两根东北松之一,现在也是本市最高的的木质旗杆之一),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学校的中央上空。
上海师专的组织机构比较精简。开创时,校政工作由校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郝晋卿主持。1954年12月起,调刘芳来校任副校长主持校务。学校下设办公室,由宋兰舟任主任,王希义任副主任,教务处由沈德滋任主任,程应任副主任,总务处由王振东任主任(兼人事室主任)。1955年3月,市人民政府发文任命陈琳瑚兼任校长,刘芳任副校长主持工作。1956年7月,提任刘芳为校长。
上海师专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对外代表学校,对内领导全校的教学、科研、人事、行政管理、政治学习等。为了加强集体领导,实行民主办学,1955年9月,成立校务委员会,9月24日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1955-1956学年工作计划》。校务委员会每学期举行1-2次。此外,还举行校长办公室会议,每1-2周一次,汇总学校情况,商讨重要工作,处理行政事务。
师专成立之初,建立了党的临时总支。1955年3月14日,经中共上海市高等学校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中共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总支委会员。4月1日召开了第一次总支委员会会议,确定刘芳为书记,宋兰舟为副书记,委员为刘芳、宋兰舟、王振东、王希义、闻人馨。1956年2月又增补吕洪绍为委员。党总支下设4个党支部。党组织对学校实行监督保证。师专还建立了团委、工会。师专设置8个专修科,各科配备主任,人数多的科增设副主任。政教科主任为丁山,中文科主任为刘秉彝,副主任为商韬、张斌,历史科主任为程应,数学科主任为张通谟,物理科主任为束世杰,化学科主任为徐子威,生物科主任为陆景一,地理科主任为陶绍渊。至1955年夏,教职工由285人增至320人,其中教师由135人增至158人,半数以上教师是从中学的优秀教师中选调来的。学生从833人增至1493人,男女生各占半数。学生的来源主要是高中毕业生和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也有选送的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和优秀的小学教师,还有人民解放军战士及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干部。学生中党团员占50%以上。
师专创建时,教学仪器设备比较简陋,并且主要集中在理科。在上级部门的关怀和兄弟学校的支援下,不到一年,已经有了能基本适应当时需要的教学设备。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专修科的仪器、模型、标本,已初步达到普通高校教学和研究的要求;历史、数学等专修科的模型、实物也基本适应教学上的需要。
建校初的图书资料,主要由华东速成实验学校调拨,并作了适当添置,总量仅有12958册。至1955年9月,实有图书67798册。迁来桂林路新址后,有了新建的独立的图书馆。
成立两年后的上海师专,各方面已初具规模,建校工作卓有成效,受到领导部门和社会的赞许。从此,我们的学校——新生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成长壮大,开花结果,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第三节 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
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一建立就明确地规定了基本任务和培养目标是,根据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和方法,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和观点,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专科所必具的文化科学水平和教育的专门知识与技能,体魄强健,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中等学校师资。
上海师专成立后,明确提出教学工作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学校的中心任务进行。全校教职员工齐心协力,为早日培养出第一批上海师专高水平毕业生而勤奋工作。正如有的教师所说:“我们的工作是为了培养合格的中学师资,是为上海基础教育的发展添砖加瓦。”
学校领导集中精力抓教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吸取了老解放区新教育的经验,苏联教育的经验,以及旧教育的有用经验,规划学校的教学工作。学校党组织也是围绕教学这一中心开展工作。1955年1月12日,临时党总支在讨论工作计划时提出:党总支的基本任务是“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领导,动员与团结党内外的一切力量,保证教学计划和行政任务的完成。”学校要“以教学为中心,大力加强思想工作,把思想工作贯彻到各个环节中去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开展唯物主义的宣传教育,加强学生道德品质教育,加强组织建设。”具体内容是,为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教师中的党员要以身作则,认真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努力搞好教学;职工中的党员要提高工作质量,为教学服务;学生中的党员要刻苦学习,提高觉悟,尊师尊干。
师专各专修科的教学科目,包含4大部分:一是政治理论科目,包括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与观点,建立科学的世界观与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培养人民教师应具有的政治和道德品质,并为各科学习及未来教学工作奠定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二是教育科目,包括心理学、教育学及各科教学法。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科学的教育学的基础原理、教学方法和技能,并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精神。三是专业科目,各科的专业科目不同,它在四大部分中占的比重最大。这些科目使学生掌握中学各科教师所必须具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四是教育实习(包括教育见习),其目的是使学生把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进一步掌握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的实际技能。
学校十分强调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制订和执行。建校初,尽管师资力量不足,但由于办学指导思想明确,责任感强,终于克服重重困难,除个别课程确因条件限制有所变动外,绝大多数课程均按中央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执行。各科教师重视课堂教学质量,他们深入钻研教材,讲究教学方法。教师们根据高师特点编写了30多种教学大纲,14种讲义,其余则采用苏联的或兄弟学校的现成教材。教师们认真组织教学,注重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思想性,并联系我国实际和学生实际进行教学。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特别重视教学研究活动的开展,自从教学小组改组成教研组后,明确其主要任务是切实保证把课上好,教研组定期开展活动,气氛很是活跃,对推动教学发挥了积极作用。
师专对教育实习尤为重视。1956年3月10日,在市教育局召开实习委员会成立大会,实习中学的校长和各科室主任均为实习委员会委员。学校设立实习办公室,各专科都成立教育实习指导组。1956年5、6月间,800多名首届实习生,经过3周的努力,顺利完成了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等实习任务。通过实习,使学生在知识质量、教学能力、组织能力以及工作态度作风等方面都得到了锻炼。
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学习目的性的教育。首届新生入学,各级领导和教师就对学生们进行“把自己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光荣的人民教师,献身人民教育事业”专业思想教育。由于学习目的性明确,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因而学习气氛十分浓厚,学生中争取优良成绩向祖国汇报蔚然成风。
为了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发展,学校领导主动关心并专门研究如何减轻学生负担问题。校领导和教师通过分析负担过重的原因,从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入手,使之符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并严格控制课外作业量,使学生的学习时间每周控制在54学时之内。由于贯彻了“学少一点,学好一点”的原则,学生的学习质量有了提高,优秀学生不断涌现,第一学年甲等优秀生6名,乙等优秀生22名,第二学年优秀生数增加了一倍。为了帮助学生全面成长,师专时期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辅导员与学生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活动),他们与教师一起对学生“管教管导”,主要围绕着学生的专业思想、学习观点、学习态度等方面,进行热爱专业、热爱集体、刻苦学习、遵守纪律等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要提高教学质量,关键是教师,因而学校十分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当时的教师来自四面八方,有大学来的教师,有中学来的教师,有执教数十年的老教师,有刚从大学毕业的新教师。老教师学术造诣深,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是教学上的骨干力量;新教师积极热情,对学生思想特点比较熟悉,是新生力量,但缺乏经验。因此,学校特别强调开展教学研究活动,要求老教师认真指导青年教师。中文科中国文学教研组在古典文学方面坚持有计划有系统的检查听课,并进行一系列课堂教学分析。地理科连续举行观摩教学,进行评议,并提出深入钻研教学大纲,正确处理教材,提高讲授质量,讲究教学方法的要求。许多青年教师在老教师的热情指导帮助下,通过相互切磋,共同实践,得到不断提高,迅速成长。
师专时期,正值学习苏联之际。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工作要努力改变旧中高等学校设置上的无政府状态,系科设置庞杂重叠,教学脱离实际等弊病,使高等教育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号召走苏联的道路,学习苏联的经验。为此,师专当时特别强调认真制订和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学组织成立教研组,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教材采用一部分苏联教材;教学方法采取讲授和课堂讨论相结合;考试方法采用口试方式和以四级记分制(优等、良好、及格、不及格)评定学生考试成绩等。这些教学改革的尝试,对加强人才培养计划性、提高教学质量起了积极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结合本国本校实际不够,存在着照抄照搬,强求一律的缺点。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同志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对知识分子信任和支持,发挥他们的专长。1月30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讲话,发出了“向现代科学大进军”的号召。这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师生们受到很大鼓舞,大大调动了积极性,政治热情高涨,不少知识分子提出了入党要求。
学校根据上述报告精神,发动群众,制订《十二年发展规划》。教师们也都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个人进修提高或科学研究规划。学生们也都在教师的指导下,组织科研小组或课余学习小组。在全校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热烈气氛。总的说,在师专成立后的两年中,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把教学工作放到了中心位置,专心致志,奋发努力,开创了良好的教风和学风,为建立我校的优良传统打下了基础。
第四节 艰苦创业勤俭办学
上海师专距今已40个年头了,但那艰苦创业的历程,至今仍深深印在“师专人”的脑海中。“艰苦创业,勤俭办学”体现了新建师专的办学精神。
由于上海师专成立时是借用华东速成实验学校为临时校舍,所以早在1954年5月7日的筹建工作会议上,就成立了由市教育局副局长汪亚民负责的基建领导小组,筹建人员在本市西南郊的一片农田上开始了建造校舍的首期工程。为了能赶上第二学年在新校舍上课,筹建人员和建筑工人千辛万苦,争分夺秒,仅半年多时间就全部竣工,38000多平方米的主要建筑群奇迹般地矗立在漕河泾畔。与此同时,学校大门前的平坦宽敞的岑溪路亦同时竣工。
新校舍验收不到10天,师生们即利用暑假,冒着炎热,自己动手,从地处本市东北方的临时校舍迁来新校舍。当看到拔地而起的崭新大楼,步入宽敞明亮的教室和实验室时,师生们都高兴得欢呼起来。
然而,占地300多亩的校园里,到处是齐腰高的野草和杂乱的瓦砾,还有纵横交错的小溪。学校领导对校园整理作了规划,同学们提出了“用我们的双手美化我们的校园”的口号。1955年8月间,暑假留校和家居市区的400多位同学,打响了义务劳动的第一炮,8月19日一天,就填平了两条小河。从此,每周一个下午作为义务劳动日,定为制度。经过大家的辛勤劳动,在一个学期内,就清除了全部建筑垃圾,拔掉了野草,铺平了道路,一个整洁美丽的校园展现在大家眼前。
值得一写的是绿化校园的工作。在1955年下半年,栽培了龙柏、剌柏、紫荆、垂柳、桃、樱花、黄杨、悬铃木等数十个品种,计数千棵。1956年,又在教学大楼北门前种雪松3棵(是目前最大的雪松),道路的周围均种悬铃木、白扬、重杨木、桂花、桃、垂柳等。夹道密植冬青卫矛成圈状,圈内培植草皮。小河两岸种植桃、垂柳、凤凰竹、夹植黄杨。并用旧石碑改装成石凳,置于树荫下,作休息用。虽然学校创办不久,但校园里已多姿多彩,分外妖娆。应该说,今日上海师大的美丽校园、幽雅环境闻名于高校,这与当年师生们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师专人”为后人造福,也为后人树立了艰苦创业,勤俭办学的榜样。
为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励行节约的方针,学校充分挖掘潜力,尽量发挥人力、物力、财力的作用,反对各种浪费现象。通过合理调配人员,大力节约水电、办公用品及家具设备,争取在规定的预算标准内节约20%,使本来就不宽裕的行政经费还有所结余,上缴国库。
学校领导十分重视在师生员工中进行勤俭节约的教育。1955年初,发现学生食堂浪费粮食现象比较严重,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一方面加强对食堂的管理;另一方面抓住典型事例,举一反三,运用广播、黑板报和展览会等手段,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宣传教育。这样,不仅煞住了浪费粮食的不良现象,而且培养了爱护公物的习惯和勤俭办学的精神。
1956年6月,上海师专首届学生毕业,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师生员工都兴高彩烈。老师们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首届毕业生,包涵着我们的心血和劳动,值得自豪。同学们说,我们是上海师专首届毕业生,是新中国的人民教师,感到光荣。
从此,上海中等学校的教师队伍中,源源不断地补充着新鲜血液。40年来,我校已输送新师资及各类人才5万余名之多。而那些早期的毕业生,大多成为教育战线的骨干教师和领导干部,为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获得了殊荣。有的被评为市或全国先进,有的被推选为市或全国人大代表。
在40年的校史上,上海师专虽然只有短暂的两年,但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两年。在两年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
(一)新中国的教育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的良好经验为基础,从实际出发,借助苏联教育的经验,吸收旧教育的有用经验,培养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专门人才。新建的上海师专就是遵循这一方针指导学校各项工作,因而取得了成功,得到了领导部门和社会上的赞许和肯定。
(二)高等师范教育的基本任务和培养目标,应该是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和方法,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与观点,高尚的道德品质,高度的文化科学水平和教育专门知识与技能,坚强的体魄,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中等学校师资。上海师专以此为基本任务,并为之努力,两年中,为中等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从中发展了自己。
(三)学校应以教学为中心,学校的其他一切工作应围绕这一中心,并为这一中心服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法的改革要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法规和教学管理制度的制订和实施,要有利于正常教学秩序的建立和教师、学生积极性的调动。上海师专这样做了,从而保证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专业人才的培养。
(四)办学要有充足的财力、物力的保证,也要有人的精神力量。上海师专创办时,条件是很艰苦的,校舍是暂借的,设备是简陋的,但共同的目标把大家凝聚起来了,激励起来了。“师专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令人信服的业绩,为今日之上海师大打下了基础。艰苦奋斗,勤俭办学,已成为我校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发扬光大。
第二章 文理两院并驾齐驱
1956年7月14日,上海市副市长刘季平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举行的大会上宣布,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和上海第二师范学院。同时撤销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建制。人们形象地比喻:“一只小母鸡生下两个大鸡蛋”。从此,上海地方培养起大学本科师范生,这是本市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第一节 上海第一、第二师院的成立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上海市的普通教育事业亦获得了相应的发展。据1955年10月《文汇报》报导,当年上海已有公、私立普通中学203所,中学生从1949年的85455人增加到226000人,增长了165%。同时又新办中学10余所。因此,急需数量多、质量好的中学师资。
1956年2月初,上海师专校务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研究讨论12年规划。一致认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央教育部和上海市教育局对今后高等师范教育的初步规划,暑假后拟在师专的基础上发展为师范学院。
同年3月,中央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讨论了高等师范教育的12年规划,研究了高师的师资队伍建设,明确了高师的科研方向。副校长刘芳和沈德滋、程应、李伯黍、马茂元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精神是:今后12年中我国的高等教育将有很大的发展,要求高等师范教育也有相应的发展,以保证中等学校师资的需求。
1956年5月8日,中央教育部正式通知上海市教育局:为适应上海市中等学校师资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1956年暑假后上海成立师范学院一所,并将上海师专改建为师范学院,校名分别定为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和上海第二师范学院。
同年5月22日,中央教育部副部长柳来校视察,并与部分教师进行了座谈。指出,师专扩建为师院后,要积极提高教学和科学研究质量,还得从中学抽一批优秀教师来担任教学工作。在高等师范学校中有这样一批对中学教学熟悉、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这对贯彻面向中学、联系实际的方针是很有利的。但他们过去大多没有搞过科学研究工作,有的虽曾搞过,但已搁下多时了。因此,他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提倡认真读书,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制订进修计划。所提出的问题,确是我校建立和发展本科教育的重要前提,为此,两院建设中都很重视师资质量的提高。
1956年上半年,两所师院积极进行了基本建设的规划和筹备。第一师院的校经多处选择,最后确定以闸北区明晏路150号原北郊中学为基础进行扩建。该处原有土地130亩,教学用房和生活用房计1万余平方米,并有较好的绿化环境。1956至1957年两次征地116亩,建造大饭厅(竣工后暂作大教室)和师生员工宿舍建造临时饭厅、小商店、理发室、汽车间等生活用房,总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同时着手筹建教学大楼、图书馆、附中等教学用房。第二师院仍在桂林路岑溪路上海师专原址,并以师专为基础扩建。为解决教学和生活的急需,当年先扩建300人的阶梯教室4个和医务室一幢。
1956年7月14日,刘季平副市长在上海师专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两所师院正式成立,并宣布了两院负责人名单。他们在中央正式任命下达之前已到职视事。第一师院院长廖世承、副院长陈云涛;第二师院院长陈琳瑚(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兼任)、副院长刘芳、沈德滋。1956年9月11日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转发中央及市委批复的上述任命。第一、第二师院先后于9月3日和5日开学。在上海的东北和西南,两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第二节 齐头并进的两师院成立
上海第一、第二师范学院是文理分科的两所学院,两院本、专科兼设。一师院培养中等学校文科师资;二师院培养中等学校理科师资。
一师院设中文系及专修科、历史系及专修科、外文系(英语专业)、政治教育专修科(1957年停办,改设马列主义教研室)以及教育学教研室、心理学教研室、体育教研室、俄语教研室。二师院设数学系及专修科、物理系及专修科、化学系及专修科、生物系及专修科、地理系及专修科、体育专修科以及马列主义教研室、教育学心理学教研室、俄语教研室(1957年改为外语教研室)。根据中央教育部1956年5月8日通知精神,两所师院均实行两级制。院部行政机关不设处,直接设科室。为减轻院长的日常行政事务,并从培养干部出发,根据国务院1955年10月14日通知,除设立副院长外,还配有院长助理。第一师院院长助理宋兰舟、王其元,院部设8个科3个室和1个图书馆;第二师院院长助理郝达、王振东,院部设7个科1个室和1个图书馆。
当时学院的领导体制仍实行院长负责制,并强调发挥院务委员会的作用。1956年10月27日两所师院分别举行了首次院务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会议,有关副院长、院长助理和科长向会议报告教学情况、行政管理情况以及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党组织负责人向会议传达上级领导的指示和指导性意见。会议都开展充分讨论,以求得对当时工作的统一认识。
随着学校规模扩大,党员人数增多,学院的党组织也不断得到加强。1956年9月24日,市委高等教育科学工作部决定,两所师院暂先成立党的总支委员会,一师院由陈云涛任总支书记;二师院由刘芳任总支第一书记,郝达任总支第二书记。1956年11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建立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和上海第二师范学院党的基层委员会。第一师院党委会由陈云涛任书记,苏宁任副书记;第二师院党委会由刘芳任第一书记,郝达任第二书记。1957年4月一师院成立中文系党总支和职工党总支,12月又成立历史系党总支;1957年11月,二师院成立化学系党总支,12月至次年初先后成立地理、生物、物理、职工、数学等党总支。从此,校系两级进一步健全了党的组织。
两所师院师生员工的人数也迅速扩大。教职员工数,师专时,1954年为285人,1955年为320人,而两所师院时的1956年增至881人,1957年增至1166人。学生数在师专时的1954年为833人,1955年为1493人,而两所师院时的1956年增至4011人。由于两所师院的招生数大幅度增加,给学校的教学工作、行政管理,特别是师生员工的生活带来很大困难,一师院更为突出。为此,除要求师生员工艰苦创业、克服困难外,基本建设也加快了进度,并采取了很多临时措施。
一师院经过半年多努力,先后完成了1100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包括大饭厅2幢,学生宿舍2幢,教职员工和家属宿舍各1幢,以及厨房、浴室等生活用房。1957年4月,建成了有3300平方米建筑面积,可容1000多学生同时上课的一师院附属中学。一年以后,启用了7100平方米的四层教学大楼。1958年,建造了面积为3500多平方米的图书馆1幢。
由于事业的迅速发展,二师院的一些物质条件也不能适应需要,于是让出小教室和教工单人宿舍给学生居住,改善学生的住宿条件。自修教室不够,则让学生在图书馆和寝室里自修。同时,加快基建进度,1956年11月中旬,有1322平方米的4个阶梯教室(即现在的东一、东二、西一、西二教室)验收使用,500多平方米的医务所也已竣工。在此期间,还建造了竹结构的大饭厅1座(座落在今西部溜冰场)。一年以后,验收使用了8600余平方米的化学楼和物理楼。学生也住进了3幢新宿舍(即西部第三至第五宿舍)。1957年,启用了可容2000人同时用膳的大饭厅(兼大礼堂)和座落在今西部第十家属宿舍西首的竹结构室内运动场。1958年,建造了面积为3568平方米的图书馆1幢。还建立了农场及养猪场作为师生的教学实验和劳动基地。
两院的图书也不断增加。建院时,一师院有图书6万册,二师院有2.4万册。一年后,一、二师院分别增加为17万册和12万册。到1958年7月,两院图书猛增到46万册。
一、二师院这对孪生兄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均已达到相当规模,成为解放后新建的两所正规化的本科高等师范学府。
第三节 为提高教学质量而努力
两所师院共同的培养目标是根据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与观点,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高度文化科学水平与教育的专门知识与技能,坚强的体魄,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中等校师资。从师专时培养初级中学师资到师院时培养完全中学师资,不只是量的增加,更是质的提高。这样,要求两院师生员工迅速把学校办成名符其实的合乎规格的高等师范学院,其中任务便是千方百计地为提高教学质量而努力。
两院的建立,正值全国高等师范教育有了7年的建设经验,国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时期。1956年5、6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座谈会,根据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对办学方针作了回顾。认为“学习苏联是重要的,但决不能盲目地学,照搬过来”。对“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也作了新的探讨,提出了“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同年8月,中央高等教育部召开部分校院长座谈会,会议认为“学习苏联的收益是很大的,但与中国大学实际情况的结合没有很好研究,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致使要求偏高,步骤过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会议讨论研究了减轻学生负担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能力问题,提出了“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因此,一师院第一学年计划要点中明确指出,首先要贯彻“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重视培养学生的爱好和特长,特别注意锻炼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独立工作的能力。二师在1956年9月全院第一次教职工大会上,传达了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在8月间部分校院长会议的总结发言时强调的:
“全面发展”不是“鼎足三分”和“平均发展”。当然,“因材施教”也要防止忽视某些功课的倾向。
为了贯彻“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有些系调整了班级,如数学系一年级按三角与几何的基础重新分班。外文系从第二学年起,把基础好的学生单独编成一个班,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
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提高教学质量,根据市高教局指示精神,两院都修改了教学计划,减少上课时间,增加自修时间,使自习时间占学习时间的二分之一。当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提高,自习风气很浓厚。一师院的第一学年里,阅览室400多个座位经常座无虚席,最多的时候一天有700多人次前来阅读。参考室每天也接待学生250人次。换言之,每天有半数学生到图书阅览室。
提高教学质量,关键在于提高教师的水平和素质。一、二师院成立时,上级领导指派有办学经验的廖世承、陈云涛、宋兰舟、陈琳瑚、刘芳、沈德滋等担任两院领导,还选调一批有教学经验的教授专家来院担任各系领导,又从中学调来了一批教师任教,其中不少是优秀骨干教师。当时的助教除一批师专的首届优秀毕业生留校担任外,又从华东师大、北京师大调来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他们是当时师资队伍中的新鲜血液。所以,两院的师资队伍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
两院对科学研究比较重视,院部成立科学研究委员会,各系、各学科成立科研组,开展科研活动。不少教师的著作问世,如中文系张斌的《现代汉语语法探索》、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包玉珂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编译)、历史系魏建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张家驹的《赵匡胤》、物理系沈德滋的《半消差透镜之研究》等,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当时,在向科学进军、向副博士进军的号召下,苏联各学科副博士阅读书目被介绍了进来,首先在青年教师中间传阅,并纷纷制订进修计划,钻研经典著作。一师院各系成立了学生科研小组,二师院成立了科普小组,在全院开展科普工作。
实验设备的水平也是衡量一所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标尺之一。四年制本科的实验要求,与二年制专修科大不相同。为此,二师院特别重视实验室的建设。1957年9月验收使用的物理楼和化学楼,在当时来说,专业的实验设备已较为齐全。物理楼有普通物理、高等物理、无线电、教学法、x光等实验室;化学楼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工业化学、物理化学等实验室。两楼均配有相应的准备室、科学研究室、教研室和仪器室。此外,一师院各系的资料室和历史系的文物陈列室也相继成立,并不断充实。
由于学院初建,任务繁重而艰巨,两院领导兢兢业业,努力把初创的事业办好。年逾花甲的老教育家廖世承院长,不避风雨,天天准时到校办公。开学刚过一月,他即和党委书记陈云涛及院长助理,检查各系科教学工作,除听取系主任的教学情汇报外,还深入教学第一线,亲自听课,参加教研组活动。他们认为,要搞好一所学院,首先要搞好教学。搞好教学的关键,一方面取决于教师的质量,另方面则在学生自己。在自修时间增多,上课时数减少的情况下,要求教师深入了解学生,努力提高讲课质量;要求学生更加自觉地遵守纪律,合理支配时间。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陈琳瑚兼任二师院院长后,经常来校视事,召开各种座谈会,承担了很多时事形势报告课,并向学生上教育学大课。党委书记刘芳经常深入教师了解情况,一起研究改进教学,提高质量。
两所师院既是互相竞争的伙伴,又是亲密的兄弟,在各自努力下,两院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第四节 整风反右与整改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3月20日,两院干部和讲师以上教师以及部分职员到市里听取了传达。3月下旬,逐步传达到民主党派成员和全体教职员工。在学习和讨论中,着重领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矛盾的对抗与转化,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5月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两院党委积极准备开门整风。
5月12日,整风运动在一师院正式开始,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和全体教职员大会进行动员,要求大家消除顾虑,大鸣大放,积极帮助党整风。二师院党委于5月21日开始,召开党员大会,宣布开始整风,要求党员积极投入,还召开民主党派、工会、团委会议和全体教职员大会,号召大家鸣放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接着通过小组会、大组会、大字报等各种形式大鸣大放,提了很多意见。6月初,两院形成鸣放高潮。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从此,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两院也开展反右派斗争。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两院有253名教职员和学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教职员24名,学生229名。此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误的改正过来。学院根据中央指示,对在反右扩大化中的错案进行了彻底的复查平反改正。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馆)会客厅召开了本市科学、教育和文艺界代表座谈会,与大家畅谈了党的延安整风、反右派斗争、高等教育、消灭血吸虫病以及卫生健康等问题。与会者30多人,第二师院郝达(党委第二书记)、周正(数学系主任)、徐子威(化学系副主任、院工会主席)和杨建屏(学生)等4人参加了座谈会。这大大鼓舞了两院师生员工,表示要努力学习、工作,把初创的事业办好。
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后,转入整改阶段。两院党委根据群众在党开门整风中提出的批评意见进行整改。1957年10月10日和30日,副市长刘季平和市委书记陈丕显先后来一师院,听取汇报,指导整改。指出搞好整改的关键,在于领导下决心,群众齐动手,大家提意见、想办法、出主意、订方案。据此,党委成立整改办公室,整理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确定整改的重点。据一师院统计,共贴出大字报2480张,提出整改意见3075条,院部教学、行政部门共订出整改方案110个,党委、党支部订出整改方案116个。党委于11月22日召开教职员学生大会,就整改重点的勤俭节约办学方针、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教学的思想性和科学性、政治思想工作、精简机构和下放人员、参加体力劳动、党群关系等问题作了报告。在检查前阶段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后阶段的整改措施。
1958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4月,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教育方针,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在这同时,上海市召开党代会,提出“提高革命自觉,肃清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为培养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而努力”。两院根据中央和市委指示,开展“双反”,扫除“五气”。5月起,两院在“双反”中开展了以“交心”为主要方式,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自觉革命”,又称“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大张旗鼓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轰轰烈烈进行社会主义自觉革命”,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进行系统批判。特别是在“自觉革命,兴无灭资,拔掉白旗,插上红旗”的口号下,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为由,批判了一些专家学者,一些学有专长的教授被作为“白旗”,从原来的行政和教学领导岗位上“拔掉”。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订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表后,两院师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总路线的热潮。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两院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并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学习贯彻总路线,人人立志插红旗”、“教学革新,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口号。在此形势下,两院掀起了大争大辩,大破大立,深入教学整改的新高潮,提出了:
(1)坚决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为生产服务的方针;
(2)加强教学中的思想性,提高教学质量;
(3)进一步改造思想,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
(4)巩固和加强党对教学工作的领导。
各系纷纷制订教学整改方案,师生们制订集体和个人红专规划。职工们提出了“做那行,专那行,红透专深成内行,行行为教学发光”的口号。
两院特别强调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深入教学整改过程中,主要抓了确立党在教学领域里的领导,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的思想体系。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进行改革,实行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式修订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以及大搞科研。组织师生走向社会,接触工农,实行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边干边学,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来检验学习成绩,打破过去传统的教学方式。强调对学生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进行时事形势教育,加强教师教书育人工作和辅导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使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当时把参加体力劳动作为重要的整改内容之一,强调参加体力劳动是干部克服官僚主义,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重要途径之一。一、二师院各有四五十名干部、教职员下放农村劳动,支援农业建设。1958年夏,两院毕业学生开始分配,他们发出豪言壮语:“海阔天空,大丈夫志在四方,天南地北,好儿女建设边疆”,奔赴云南、贵州、广西、河北、福建、黑龙江等12个省区。1958年6月12日上午,在第二师院小礼堂召开第一、二师院干部会议,市教育局局长陈琳瑚传达了市委、市府关于两院合并成立上海师范学院的决定,并要求并院工作在8月20日前完成,希望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力争上游。当天下午即传达到全体教职工,大家认为,两院合并对促进文理交流,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利用各种资源均有好处,一致表示拥护市委、市府决定。
从1956年6月到1958年6月,是一、二师院时期,对即将成立的上海师院来说是思想上、组织上和教学工作上的准备阶段,也为迎接国民经济第二个5年计划和教育事业的更大发展作好准备。这预示着即将成立的上海师范学院将担负起更为繁重,更为艰巨,也更为光荣的任务。
第三章 成立师院曲折发展
1958年秋,创办刚满两年的上海第一、第二师范学院,合并成为上海师范学院。她是一所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师范学院,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她迅速发展为当时新建的规模最大的上海地方性高等学校。从成立的那天起,她就肩负重任,开始了曲折前进的历程。
第一节 规模最大的上海地方性高校
1958年6月12日,宣布两院合并的决定。两院合并的直接原因是直属教育部领导的部分高校下放,华东师范大学将划归上海市,该校每年将有三分之二的毕业生分配在上海,因此上海没有必要并存3所高师(1959年5月,华东师大成为全国重点大学,原方案没有实现)。同时,两院合并后文理一校更为完整,党政领导得到加强,干部配备更为齐全,还可腾出一所校舍移作他用。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58年7月22日,上海师范学院正式宣告成立。陈琳瑚代表市委和市府在成立会上宣布了院党委、院行政负责人名单:陈云涛为中共上海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王亚朴、郝达为副书记,廖世承为院长,王亚朴、沈德滋为副院长,王其元、宋兰舟、王振东为院长助理。同时,还宣布成立两院统一调整委员会,下设事业规划、组织、图书仪器、基建总务等组,开展筹备工作。
两院统一调整委员会讨论制订了《上海师范学院1958-1962年事业规划(草案)》,规划提出,上海师院在校学生最大规模为6000人,连同教职员工总数为7500人。规划拟在5年内完成下列任务:(1)培养10250名本专科毕业生,担任初高中教师;(2)开办短期速成师资训练班,逐步发展成为一年制师资速成学校或二年制师专,5年内培养2500名教师;(3)利用寒暑假协助各区举办中学各科教师进修班,5年内将不足师专毕业水平的中学教师提高到师专水平;(4)帮助西郊区、漕河泾工业区普及中学,并开办工业大学,分别将漕河泾的7500名工人提高到初中、高中、大学的程度;(5)二年后,师资全部自给,并支援外地新建学校。
为了实施上述5年规划,原与第二师院相邻的上海音乐学院旧址(占地164亩),经上级批准,划归上海师范学院,成为上海师院东部;原二师院为上海师院西部。校门设在桂林路10号。在东上沃塘港上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东西部连成一片。全院总面积占地558.65亩。
1958年暑假,招收新生1574人,在校学生达4160人。1959年暑假,招收新生2448人,在校学生在达5935人。教师人数也随之增加。上海师院成为当时新建的规模最大的上海地方性高校。
基本建设逐年扩展。至1966年,各类用房由75342平方米扩大到100083平方米,其中教学行政用房从38890平方米扩大到51494平方米。新建的主要建筑有:1959年的西部第六至第十学生宿舍、体操房、化工厂,1960年的西部办公大楼、东部文史楼(现第三教学大楼)、东部第四、五学生宿舍,1964年的球类馆,1965年的东部电机楼和机械楼,1966年的游泳池。
图书馆在师院成立时已启用了新馆(现期刊部),面积由原来的1397平方米扩大到4965平方米。两院合并时,经整理调拨尚存图书41.5万册。至1965年增加到74.93万册,基本适应了教学与科研的需要。
上海师院建院几年间的发展达到如此规模和水平,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在当时实属少有。
第二节 专业设置和组织机构的演变
上海师范学院为适应地方普通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合格的中等学校师资,设置了相应的系科。建院初,设置了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6个系(各系均附设专修科)及地理、体育2个专修科,并设有马列主义、教育学与心理学、外语3个公共教研室。公共体育课由体育科的公共教研组承担。全院共有39个教研组。
根据市委、市府统一规划,在建院的同时,原一师院的外语系并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原二师院的地理系(本科部分)并入华东师范大学。1959年暑假,重设政教科(该科于1962年暑假停招新生,1963年7月老生毕业后再次停办)。1960年体育科改为体育系。1962年暑假,恢复外语系,地理科改为地理系。1963年地理系停办,未毕业的一届本科学生转入华东师大地理系继续学习。1965年暑假,历史系改为政史系,该系一年级新生试行半工半读学制。
1961年9月,上海工农师范大学和松江师范专科学校撤销后,两校未毕业的学生,转来师院有关系科继续学习。
1964年11月成立于华东师范大学的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经市委决定于1965年6月迁入我院。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对外单独挂牌,对内则实行由上海师范学院党委统一领导的体制。半工半读师院由陈云涛兼任院长,卓萍任副院长,并增补为党委常委。
上海师院的附属单位有:附属中学(原一师院附中,1959年停办)、预科(1963年改为附属中学)、子弟小学、幼儿园、托儿所等。现师院附属中学,是一所党和行政属师院领导,教学业务由市教育局直接领导的市重点中学。
《上海师范学院1958-1962年事业跃进规则》指出:“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从1958年开始,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各系实行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1960年2月4日,上海师院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党委会。是年5月4日经市委批复,同意由陈云涛任书记,郝达任副书记。1962年11月10日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党委会,1963年2月1日经市委批复,同意正副书记人选不变。1965年5月,增补刘任之为党委副书记。上海师院的党员人数,1958年为348人,1965年增至533人。
1958年9月25日建立了上海师院院务委员会,委员57人。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确定了院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人选,由廖世承、陈云涛、王亚朴、郝达、沈德滋、王其元、宋兰舟、王振东、刘任之等9人组成,廖世承任主任委员,王亚朴为副主任委员。1961年10月制订的院务委员会工作计划中指出:“根据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校六十条)的精神,在党委领导下,以教学为主,妥善处理教学工作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并强调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要充分发挥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1962年9月,院务委员会委员增至62人,它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自从试行《高校六十条》之后,系的党组织明确为监督保证作用,系行政和系主任的作用得到增强。
在这期间,学院的行政负责人略有变动。王其元、王亚朴于1960年9月和1963年12月先后调离本校。1963年3月吴从云来院任副院长。1964年5月任命宋兰舟为副院长。1965年7月任命王振东为副院长。
上海师院成立时的行政组织,仍实行两级制。院部在正、副院长和院长助理领导下,分设14个科室,作为院行政的职能部门,直接为全体师生员工服务。1961年1月16日,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转发市委批复,同意我院设置处级单位。从此,我院行政机构由院、科(室)两级制改变为院、处、科三级制,使行政机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党委系统的机构,下属各系和院部机关成立党总支,专修科和直属教研室成立直属支部,党委机关设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保卫部和武装部。1964年5月,为了进一步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油田的工作经验,根据高教部的指示精神,成立了政治部,在党委领导下管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党委各部、委、室和马列主义教研室均隶属政治部。政治部还受党委委托,指导和管理共青团、工会工作。
上海师院专业设置的特点是适应中学教育的需要,为中学教育服务;上海师院组织机构的特点是人员精干,讲求实效。
第三节 探索自己的办学道路
1957年到1965年这个阶段,开始探索走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道路,经历了曲折前进的过程。1958年起,开展了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大革命。
1958年8月,毛泽东同志视察天津大学等校时发表了“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等一系列讲话。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
“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必须由党来领导。”并提出培养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历史任务之一。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学校里掀起了教育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师院成立后仅一个月中,自办工厂(工场)13个,与校外挂钩的工厂43个,师生们为了响应中央提出的“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投入大炼钢铁运动。9月初,数学系师生炼出了“第一炉钢”,同时,下厂劳动的学生达920人。师生们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在校垦荒58亩,筹建了一个农场。并与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了长期劳动合同,确定长期去农村劳动的有中文、数学、生物3系学生93人。10月,全院有2000多名师生奔赴“七一”人民公社劳动,1900余名师生步行至南汇县下沙人民公社参加“三秋”劳动。后因校内炼钢任务紧迫,全体下乡师生又步行返校。此时,校内的“高炉”、“转炉”、“电炉”等已建立10多座。
学院在1958-1962年事业跃进规划中规定的总目标为:“大干五年,办好共产主义的上海师范学院”。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提出了“四亦”、“四化”和“四红”的具体目标。所谓“四亦”,是把培养目标概括为“亦工、亦农、亦兵、亦师”。所谓“四化”,是要求全院师生员工实现“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思想共产主义化”。所谓“四红”是要全院学生在体育方面达到劳卫制一级、劳卫制二级、等级运动员和普通射手的标准。
在教学领域中,为了实现跃进规划的总目标,提出“教育大革命”的教改方案。方案主要有6个方面:第一、学制改革。本科四年,三年学完基本课程,第四年进行教育实习、科学研究和上提高课。专修科仍为二年。第二、学期改革。由一学年二学期改为三学期。第三、教学计划改革。增加劳动课与政治课;有的系实行“单科独进”、“一条龙教学”,砍掉基础课;取消教学法,改为开讲座或并入专业课。第四、课程改革。课程大幅度变动,全校原有课程124门,取消68门,增加86门。第五、教学大纲与教材改革。大破大立,由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重新编写教学大纲与教材。第六、教学方法改革。师生互教互学,除课堂讲授外,还采取鸣放、辩论、报告、讲座、讨论、参观、访问、总结等方式。边劳动边教学,在生产劳动中实行教学、科研、文化革命和教育实习四个结合。这个方案实行两个月后,即发现劳动和突击体育活动对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冲击太大,不符合“学习、生产、科研不可偏废”的精神。一学期后,即恢复了一学年两学期制,压缩学生劳动时间。这段时期,出发点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探索自己的办学道路,但由于业务工作指导思想不切实际和迫于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出现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夸大主观意志的倾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违背教学规律,削弱了基础理论教学,忽视了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上课和学习时间大量削减,劳动和体育活动、社会活动时间一再增加,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教学质量受到了影响。
1959年上半年对1958年“左”的偏向有所认识。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巩固、调整、提高”的方针。会议还指出:“全日制学校应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在党的领导和教学相长原则下,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学校党组织应“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纠正学校党员领导干部和部分师生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的倾向。学校根据会议精神,开展了批评建议运动,就高师培养目标、教学改革、生产劳动、科学研究、政治思想教育、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发动群众敞开思想,开动脑筋,大胆批评,积极建议。院务委员会根据群众的批评建议总结经验教训,通过了关于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及安排生活等4个重要方案,作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依据。从此,以教学为主、学习为主,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导作用,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等指导思想又建立起来了。学校重视科学研究,于1959年3月创办了《上海师范学院学报》。
但是,这一好的转机不久又被“反右倾”运动所冲击。1959年10月,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学校召开了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党委扩大会议,原计划开10天,结果延长到12月底。不少干部受到批判,其中有党委常委2人,党总支正副书记、党员正副系主任19人,正副科长5人,党总支委员和党支部书记19人。当时的7位常委中有2位在重点批判后被革职。此事直至1962年才得以甄别平反。
学院在“大办教育”的高潮中,在校学生从1958年的4160人猛增到1959年的5935人,达到建校以来在校学生人数的最高峰。
第四节 “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的贯彻
1960年下半年开始,国际共运风云突变,国内经济日益困难,西方国家对我封锁,师生中情绪不稳,信心不足。面对这一系列困难,学校领导一方面加强形势教育,使大家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另一方面利用本校农场,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并强调劳逸结合,尽量减少会议和社会活动,从各方面关心群众生活和健康。通过大量工作,师生员工中情绪比较稳定,信心得到增强。
对“大跃进”带来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会后,从中央到地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纠正1958年以来出现的“左”的偏向。
1961年6月,邓小平同志主持了讨论文教工作的会议。会议指出,科学、教育水平并不决定于数量,主要是质量;发展速度要放慢,要进行调整;学校的经验要总结,搞些章程出来。1961年7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和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提出要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提高质量。上海作了相应的部署。
院党委根据上述精神,组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招生计划,压缩基建规模,落实各项政策,调动积极因素,制订规章条例,努力提高质量。如本专科招生人数1960年为1468人,1961年为821人,1962年为698人。又如在老教师中召开“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精神的“神仙会”,让知识分子敞开思想,心情舒畅,与党同心同德,克服困难。又如组织调查组,总结中文系汉语教研组关于发挥教研组主任的作用,调动老教师的积极性以及培养青年教师的经验;中文系三年级党支部关于克服学生党员社会活动和劳动过多,影响专业学习,明确学生党支部的任务在于保证学生学习任务完成的经验。
1963年,中央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偕同市高教局、教育局负责人,在师院召开了5次上海地区高等师范教育座谈会,分别就中学师资培养、高师培养目标、教学改革、教材教法以及提高师资质量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调查研究,对师范教育的地位、作用以及培养目标加深了认识。师院也组织力量,起草调整工作条例,供教育部作参考。
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央批示指出:目前在高等学校工作中,应该着重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应该安排得当,以利教学。(2)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3)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院)长为首的校(院)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院)长、校(院)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4)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5)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61年10月,学院组织中层干部认真学习,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和制订了院务委员会学期工作计划,全面贯彻落实《高校六十条》。特别强调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为首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行政组织作用;以教学为主,各项工作要保证教学,系的党总支发挥监督保证作用;教师要尽量减少兼职,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采用小班上课,备课中注重个人钻研和集体讨论相结合,以提高教学质量;压缩劳动、社会活动时数,改善生活条件,保证身体健康。
1962年暑假后,进一步深入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强调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发扬民主,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加强合作共事,提高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发挥各级行政组织作用,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等。
1963年12月教育部长杨秀峰率领调查组,来院调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等情况,为即将召开的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作准备。调查组深入教研组和课堂、食堂、寝室,找师生员工谈心,并分别召开老、中、青教师、学生和干部座谈会20余次。调查组在向市委的通报中指出:师院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教学秩序稳定,重视加强“三基”;课外活动丰富活跃,关心师生员工健康,伙食办得好,并做到清洁卫生。希望学校加强科研规划,要落实到人,注意劳逸结合,课程不宜排得太紧,要关心学生干部。杨秀峰部长认为,师院在办好师范教育问题上,上下认识一致,能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培养目标明确,工作有计划性,工作方法细致。
通过“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的贯彻,经过调整计划,压缩规模,学校逐步稳定下来,师生积极性明显提高,教学质量稳步上升,科学研究得到发展,学校各项工作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一)稳定了教学秩序。院务委员会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初步形成严格按计划工作,按制度办事的良好风气。当时制订、修改和颁发的规章制度有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调课办法、学生成绩考核办法、请假审批办法、选修和免修办法、财务报销和审批办法、票证管理办法、仪器材料及家具管理办法等等,力求做到有章可循,照章办事。
(二)明确了以教学为主。要求全院师生员工做到“思想上教学第一,工作上教学第一,人力安排上教学第一”,把教学放在首要地位。学校领导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党委主要成员按分工下系蹲点,特别是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对系、教研组的教学工作做具体指导,各系在教学上遇到的实际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帮助和解决。这一时期,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教学质量稳定上升。“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得到了切实加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院系对教育实习很重视,院长和系主任亲自去实习学校视导实习工作。
(三)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学院领导十分重视师资培养工作。在政治上、业务上、工作上、生活上信任他们、爱护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导作用,尽量帮助教师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并为教师的进修提高创造条件。为此,制定了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计划。发动青年教师制订个人进修计划,定期交流和考核,鼓励他们上教学第一线或下中学实践锻炼,并与中老年教师挂钩,订立“师徒合同”,因而涌现了一批坚持又红又专方向、基础好、提高快的青年骨干教师。1963年,确定和提升了一批讲师和副教授。这时,正副教授共45名,比过去增加了一倍。
(四)总结了办学经验。建校10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经过贯彻执行《高校六十条》,对学校工作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进行了总结,基本经验有4条,简称“4个两”:一是两个适应,即文教事业要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与可能;高师教育要适应中等教育的现状与发展。二是两个掌握,即掌握教学中的各个环节;掌握学校工作中的规律。三是两个遵循,即遵循由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工作过程;遵循知识由基础到提高的顺序。四是两个调动,即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五)改进了党的领导。总结了整风反右和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党委注意充分发挥院长、院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对党外专家学者开诚布公,坦城相见,尊重、信任和依靠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特别是对非党的领导成员更是如此。以陈云涛同志为首的党委一班人,对非党老教育家廖世承院长在政治上信任,在工作中放手,在生活上关心,依靠他领导学校行政工作,长期亲密无间,真诚合作,这在当时上海高校中是少有的。为此,陈云涛、廖世承分别在全市高校会议和解放日报上介绍经验、发表谈话。
在贯彻《高校六十条》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其他各项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学校成立了学术委员会。1965年在市科委召开的会议上,要求我校发展电子光学,作为全市电子光学研究中心(后因“文革”开始而停止)。于1965年正式出版的《辞海》(未定稿),我校有8个系科室调动了20名专职教师、89名兼职教师承担了10262条辞目的编写任务。一些系科室教师参加了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并陆续出版。还有一些教师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有一批著作面世,如马茂元的《楚辞选》、《唐诗选》,许威汉的《古汉语概述》、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胡云翼的《唐宋词一百首》等。学校创办了函授教育,设立了函授办公室,招收了两届函授生。学校还招收了越南留学生来院学习汉语,并设立留学生办公室。1963年12月,国防部民兵检查团10余人来校检查民兵工作,给予好评。师院曾作为上海市民兵工作先进单位,派代表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这个时期,师院曾多次被市高教局评为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在安全检查中列为一类学校。在全市高校体育比赛中,多次获得田径团体总分第一名和女篮冠军、女排冠军。师院的大学生文工团有13个队,1000多名队员,是高校会演中的主力军。这几年中,除全国各省市上百所高校来院参观交流外,还先后接待过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印尼妇女协会代表团、新日本妇女协会代表团、阿联教育代表团、锡兰教师代表团、日本和平友好代表团、莫桑比克访华团等数十个友好代表团来院访问。
但是,“左”的偏向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强调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又连绵不断。1963年5月开始的“五反”运动(反铺张浪费、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官僚主义、反分散主义)实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的前奏和重要组成部分。从1963年底起,部分教师、干部和全体三四年级学生分期分批去上海郊县参加“四清”运动。1965年上半年,师院开展了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要求党员和干部自觉革命,自觉检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防止修正主义演变。接着动员全体教职员工“洗手洗澡”、“放包狱”。
1966年上半年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一些文艺作品、文艺观点和代表性人物集中开展揭发批判,学院里有些教师也被批判。阶级斗争又趋激化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上学校里气氛都十分紧张。“文化大革命”已经不可避免了。
应该说,从1961年至1965年的四五年中,通过“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的贯彻落实,学校教育工作是在稳步提高,不断前进的,是取得明显成绩的。但是由于受到“左”的干扰,前进是曲折的艰难的。
从1954年建校到1966年“文革”前,经历了12个年头,虽发展曲折,但成绩是基本的。在这一段时间里,学校工作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一)办学方向明确,规模效益较高。上海师院是上海地方性高师,是为上海中等教育服务的。她根据国家计划和培养目标,造就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合格的中学师资,源源不断地充实到中学教师队伍里。12年共输送本专科毕业生12643人,上海师院已成为上海培养师资的重要基地,被领导部门称之为上海市培育和造就师资的“摇篮”和“工作母机”。
(二)培养的新师资专业知识扎实,专业思想巩固。从教学计划制订到教学具体实施,从学校领导到各科教师都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及基本技能的训练,特别是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因而学生们的专业知识比较扎实,组织教学能力、比较强。学校强调对学生进行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热爱教师工作的专业思想教育,许多学生毕业后,坚守教育岗位,作出卓越成绩,被评为省市和全国先进,获得殊荣。因而,上海师院的毕业生受到中学和社会的欢迎。
(三)不少学科和教师水平高力量强。12年来,不少学科相继脱颖而出,不少教师学术研究令人注目,如外国文学翻译家朱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马茂元,现代汉语专家张斌,中国古代史专家程应,中国近代史专家魏建猷,光学专家沈德滋等。这些专家在全国学术界有较高声望和影响,为大家所推崇。这些学科日益发展和提高,成为今日的重点学科和博士点、硕士点,他们的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还举行过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并带出了一批后起之秀。
(四)有较丰富的办师范教育的经验。办师范教育12年,经过摸索,积累了不少经验,特别是通过贯彻《高教六十条》,联系本校实际,回顾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干部和教师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在办学过程中,注重科学态度,强调实事求是,尊重师范教育规律,重视教师作用,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为教育部领导所肯定。
上海师院虽然历史不久,但发展迅速,成绩显著,已呈现出良好的势头。然而,文化大革命来到了。
第四章 十年浩劫五校合并
“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了。文教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起火点,也是劫难深重的灾区。上海师范学院在这场内乱中更是上海市高等学校中的重灾区,不仅各项事业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陷于停顿、混乱和瘫痪状态,而且在1972年被迫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合并,蒙受建制撤销的厄运。广大教职员工,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高压政策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争。1978年,幸得复校。
第一节 动乱的校园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自1963年年底开始,上海师范学院大批师生奉命参加市郊“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工作队,学校教学工作受到冲击。1965年11月,江青阴谋策划、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一文出笼,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至1966年初,形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
1966年1月,上海市委发出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思想战线的这场大辩论。不久,市委教育卫生部印发了《海瑞罢官》的参考资料,并指出:“这是多年来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新发展。”3月,下达教卫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划,要求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重点批判,进行“夺权斗争”。4月,教卫部要求高校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心任务”。因此,师院党委作出如下决定:(1)参加市郊“四清”运动工作队的四年级、三年级学生,分别于四五月返校,投入“文化大革命”;(2)文科停授有些课程,改搞“批判”;(3)改组“文科革命领导组”,下设“办公室”;(4)建立“写作战斗小组”,“批判”某些教师的“错误观点”。于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火在校园内燃烧了。
5月下旬,市委向高校党委传达《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之后,师院党委在月底召开声势浩大的全校师生声讨北京“三家村”大会,揭发所谓“黑帮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并且号召师生联系学校实际,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文化大革命”的狂飚迅即席卷全院。大字报铺天盖地,半月内贴出27800余张,被点名的党内外人员达685名,占教职员工总数1288人的53%。
为了加强对这场运动的领导,7月份党委成立“文化革命”办公室。随后,又成立包括市委联络员在内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不久,根据“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精神,党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发动干部揭发党委所谓“存在的问题”,造成党委内部矛盾和干部之间的不和与对立。
8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前后,红卫兵和造反派纷纷成立组织。他们在极左思潮支配下,把矛头主要指向大批党政干部,全院不时可见侵犯人身的批斗、游街和强迫劳动,有些人趁机搞打、砸、抢,并非法抓人、关人、打人和抄家。10月,经过分化组合而形成了对立的两派红卫兵、造反队组织。中旬,市委下达关于大专学校党委停止对“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的错误决定,于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歪风大作。下旬,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掀起了一股“罢官”风,从政治辅导员到党委书记,从班主任到院长,纷纷被“打倒”。从此,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1967年1月“全面夺权”的狂暴行动中,红卫兵组织与工人造反派一起宣布“接管”师院党政财文大权。从1967年三四月起,师院两大派围绕着“夺权”展开了激烈的派性斗争。五六月间,发展成白热化,不仅互相用高音喇叭指责对方,而且冲击对方组织机构。七八月间,在江青的“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煽动下,各方占据大楼,修筑工事,武斗逐步升级。
1967年9月,军训团(后改为军宣队)进驻师院,要对立的两大派凑合着搞“大联合”。9月18日成立“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但由于缺乏大联合的思想基础,两大派仍旧各行其是,“大联合”徒有虚名,它们分别成立“审干”和“清队”的指挥中心。11月中旬,市革会召开“清理阶级队伍”会议之后,两大派的“清队”组织私设公堂,搞逼供信。对老院长进行批斗,对党委书记、常委诬陷种种莫须有罪名,进行隔离、毒打,对一批干部和教师进一步摧残。之后,围绕上海师范学院革委会的成立,两大派继续进行激烈的明争暗斗。1968年1月,军宣队再度进驻,仓促拼凑班底,在1月25日成立上海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院革会成立后,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在7个月中,被隔离“审查”的人员达399人,被打入“劳改队”的有220人。
1968年8月,市革会指派由14个单位组成的996人参加的工宣队进驻师院,队员人数之多居全市高校之首。工宣队接管权力之后,秉承张春桥、王洪文、徐景贤“关于师院问题”的旨意行事,说什么“师院情况特别复杂,资产阶级势力顽固,群众组织后面一定有坏人、反革命”,“师院要特别注意两次‘炮打’问题。”因此,工宣队立即以“清队”为名,搞“捅马烽窝”、“抓黑手马蜂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78名干部、教师、职工进行非法抄家。嗣后,又有204人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对几位党委负责人,进行轮番“批、斗”,长期不予“解放”。与此同时,“审查”参与1967年和1968年两次“炮打”张春桥的干部、教师和学生。为了搜集“炮打”材料,师院工宣队搞了一次轰动全市的“九?四”行动,对2500多名干部和师生的住处与宿舍进行突击查抄。这一非法行动,立即得到张春桥、徐景贤、王秀珍一伙的“充分肯定”,并推广于其他高校,从而演出“九?五”、“九?六”等闹剧。
1970年初又开展了“一打三反”(即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遭受迫害的人员达165人(其中学生为90人)。1971年4月开始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迫害的同志再次受到“批斗”,有17名遭到“重点审查”。
在5校合并期间,“四人帮”及其党羽以此作为他们推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窗口”和“样板”,在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批投降派”、“批孔反复辟”、“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浪潮冲击下,更加处于动乱之中。
据不完全统计(含5校合并期间),上海师院的干部和师生,蒙受各种迫害和处理的人数达1066名。在合并以前遭到直接迫害的人数有605名(其中“清队”中有423人,“一打三反”中有165人,“清查‘五?一六’”中有17人)。33名处级以上干部,无一幸免。47名正副教授中,“关牛棚”和“监督劳动”的占42人。受“文革”冲击而非正常死亡的有21人。党委常委、副院长吴从云,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唐淑平,党委委员、外语系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杨代蓉,保卫部副部长王建民等,均被残酷迫害致死。
1969年7月开始,师院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由工、军、革负责人组成“整党建党领导小组”,以“吐故纳新”为指导思想,对学校在“文革”以前党的建设工作给以全盘否定,对知识分子党员队伍给以种种非议。经过“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以及“斗私批修”等阶段,分期恢复党员组织生活和逐步建立党支部,在此基础上,于1971年8月成立“党的核心小组”,使瘫痪几年的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但这次整党建党工作是在十分紧张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有的同志因受诬陷而没有恢复组织生活。
1970年夏天,工、军、革为了“加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在江苏省大丰县隆丰草原办起了“五?七”干校,并校后迁到市郊奉贤县,1977年年底撤销,历时八载。分期分批去干校劳动的干部和教师,用自己的双手建造宿舍和食堂,开垦荒地,种植水稻和蔬菜,开河挖渠,养牛养猪。先后去干校体力劳动的干部教职员占全体的绝大多数。
第二节 “两个估计”带来的灾难
“四人帮”在1971年4月到7月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抛出反动的“两个估计”,其内容为:“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17年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出笼之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不顾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利用他们窃据的宣传文教大权强制推行,学校、工、军革全力贯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他们诬蔑师院12年来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而对过去的成绩应全盘否定。但事实是建校12年来,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了为上海基础教育服务的方针,坚持了培养又红又专师资的目标。12年中为教育战线输送了1万多名毕业生,成绩卓著,有目共睹。
他们诬蔑师院校党总支和党委的大权掌握在“叛徒、特务、走资派”手里,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因而要靠边,要夺权。但事实是从1955年3月建立校党总支,尔后建立校党委,到1966年“文革”前,历届校党总支和校党委成员40多人中,没有一个是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的,恰恰相反,而是党的一批好的和较好的干部。
他们诬蔑大学讲台长期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所霸占。他们所谓的依据是指这些学有专长的教师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要批判,要赶下台。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3月科学地指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照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红了。”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部分,耕耘在社会主义上海师院里的教师,就是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的。
他们诬蔑师院培养的学生是修正主义苗子,因而不可靠。但事实并非如此,从1956年到1965年10届毕业生共有12643名(其中专科毕业生7288名,本科毕业生5355名),他们中的大多数分配在上海市各中等学校,为上海中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的在当时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而获得荣誉称号。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根据《纪要》全盘否定师院12年来的成就的同时,根据《纪要》进行所谓的“教育革命”。“文革”开始之后,教育事业处于停顿瘫痪状态,师范院校招生工作中断,到1970年左右,上海中小学教师来源枯竭,缺口达2万余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上海师院在1970年12月和1971年9月,分别举办试点班和培训班。
上海师院是1970年9月招收工农兵学员的。《纪要》规定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根本办法是所谓“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个“左”的规定把文化考核当作修正主义货色给废除了,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家庭成员有“政治问题”的知识青年全被排斥在外。当时3个试点班招收工农兵学员68人,9个学科的培训班招收工农兵学员2070人。试点班(后来改普通班)和培训班这两种形式师院只招收一届,在1972年5校合并之后继续招收,1977年准备分校时各校恢复正式招生后停止。
在招收工农兵学员进入上海师院学习的前后,还组成教育革命实践小分队,分赴市区、郊区、部队、机场等地方和单位,协助有关单位举办各种学习班、“红师班”。从1969年4月到1970年6月就向1500多名工农兵学员送上文化科学知识。
试点班的教学计划,仅就中文试点班而言,是这样规定的:培养目标是:“具有较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有批判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斗本领,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能胜任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专多能’的普通劳动者”。学制二年。撤销班级,设置连队。每年教学、劳动、假期的教育时间分配比例是:8∶3∶1。8个月教学时间的安排是: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占30%,业务课占62%,军体课占8%。业务课的课程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课(4学期),毛主席诗文选课(3学期),革命文选及写作课(4学期),文学遗产批判继承课(2学期)。教材以毛泽东著作作为基本教材,教学中心内容是阶级斗争。教学方式则以社会为“工厂”,实行开门办学,根据所去工厂或农村的战斗任务组织教学,以“战役”命名各个教育阶段。由于这样的教育教学计划,必然造成工农兵学员参加政治运动时间多,体力劳动时间多,专业学习时间少。这显然是不符合教学规律的。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被“四人帮”誉为“人类教育史上的新起点”、“是摧毁旧的教育体制、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的重要手段”。但实践的回答是否定的。工农兵学员的“上、管、改”,使教师置于“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的地位,一旦对工农兵学员严格要求,也会被套上所谓“智育第一”的帽子而受到批判,弄得教师们惶惶不安。而工农兵学员由于受“四人帮”塑造的“白卷英雄”所蛊惑,努力学习专业被视为“白专”道路,所以,专业学习不多,吸收文化科学知识单薄。为了弥补工农兵学员文化科学知识的缺陷,八十年代前期,不得不对他们进行补偿教育。另外,当时作为“掺沙子”的工人讲师团徒有虚名,不起讲师作用。由此可见,“四人帮”所谓的“人类教育史上新起点”的“教育革命”是摧残破坏了教育,贻误坑害了青年。
“四人帮”为了把高等学校作为其篡党夺权的工具,还在《纪要》中规定了“高等学校调整和管理体制问题”的措施,我校深受其害。1971年底,市革会决定上海师范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合并,定名为“上海师范大学”,总部设在原华东师范大学校址内。并校工作自1972年3月开始,5月完成,原上海师范学院院部机关和7个系及其教学仪器设备搬到总部。外语系、文艺系、体育系以及后来搬回来的中文系等在原师院校址,作为“上海师范大学分部”。上海师范学院遭到建制撤销的厄运。
这次强行并校,对上海教育事业造成很大祸害。首先,搞乱了上海高校原来合理的体制与分工。“文革”前的华东师范大学是部属大学,担负培养华东地区师资和研究生任务;上海师范学院主要为上海地区中等学校提供合格师资;上海体育学院属国家体委领导,为全国提供体育师资、教练、体育工作者;上海教育学院,担负上海中等学校师资轮训、进修和培养部分中学师资的任务。各校体制健全,分工明确。但强行并校之后,上海体育学院与上海师范学院体育系合并成一个体育系,上海教育学院缩小为中等教育研究组,华东师范大学改变成市属单位。这样,原来的体制被“打乱”,原来的分工被取消,搞成一个不合理的体制。其次,造成了上海中等学校急需师资得不到补充。“文革”开始到1971年的5年间师范院校停止招生,而并校之后的普通班招生人数每年约1500—1800人,只及“文革”前5校招生数的一半左右,而且质量大大下降。由于上述原因和教育事业的滞后效应,中等学校急需师资得不到补充,缺口很大,造成中等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第三,造成财力、物力、人力的极大浪费。仅就上海师范学院而言,近10万平方米的教学和其他用房,可供10个专业学科使用,而并校后,很多闲置不用,整幢化学楼除一楼东首作为化工厂厂址外,其余都锁着不用。上海高校4大图书馆之一的师院图书馆,并校后读者寥寥无几。学生宿舍可容纳6000个床位,并校后只用2000个床位,房屋家具由于年久失修,缺乏管理,因而损坏严重,有的房间发霉腐烂。总值180万元的理科仪器设备,1978年搬回师院时只剩50万元的价值设备,损失大半。原来的金工厂,许多设备生锈成为废品。操场荒芜,竹篱笆围墙多处倒毁,学院成为附近农民的放牧地。往日美丽的校园,一片凋蔽,令人触目惊心。
第三节 在逆境中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师院的广大教职员工,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尽管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背着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剥夺了从事正当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的权利。但是,他们坚信社会必然向前发展邪恶势力必然灭亡的真理,在挫折中经受考验,在逆境中顽强奋斗,利用各种机会为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首先,参与各类办班活动。在毛泽东同志“大学还是要办的”号召下,上海师范学院(包括5校合并后)办起各类由工农兵学员组成的学习班。在办班过程中,原有教师和干部虽然无法居于组织领导地位,却处于参与地位,而在参与活动中往往起到骨干作用。办班活动主要有3类,即派遣教育革命实践队举办的学习班,学院内部举办的培训班和普通班。
教育革命实践队举办的学习班主要有:
横沙岛“八?;二六大学”。这所“大学”是在1969年9月开始,协同当地公社举办的,它由上海师院组成的文科教育革命实践队负责。第一期招收学员31名,于1971年1月结束。第二期于1971年2月招收学员32名,于1971年7月结束。完成学习任务的学员主要分配在岛内任中小学教师。
上海民航站业余英语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是在虹桥机场举办的,由外语系教革队负责。从1969年10月起先后举办4个业余英语学习班,学员共57人,其中候机室的15名学员通过15个月的220学时的教学和自学,初步能用英语处理日常事务。
佘山公社五?七农校。这所农校是在1969年8月开始,由生物系教育革命实践队帮助公社举办的。第一期有学员41名,第二期有学员38名,通过学习,基本上能制造“5406”植物生长激素,为公社培养了一批懂得一些农业科学的好社员。这支教育革命实践队,还采集中草药送给患病的贫下中农,博得好评。
上海第三机床厂“七?二一大学”。这所“大学”是1970年8月开始,由数学系教革队协同厂方举办的。它为工厂的职工提高了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
举办的培训班和普通班主要有:
“九二○”农药制造培训班。生物系教师和干部从1969年开始,为大陆除西藏和青海以外的省市举办7期共700多名学员的制造农药“九二○”培训班,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
各种专业的培训班。1971年秋,设立“工基”、“农基”、“革命文艺”、数学、外语、中文、体育、政治、历史9个专业培训班,学制一年,共招收学员2070人。在1972年6月结业,分配于中学。这使师资十分缺乏的矛盾稍得缓解,为上海教育事业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在并校以后,举办的培训班基本上都有原上海师范学院的教师或干部参与活动。各种专业的普通班。1970年12月开始,设立中文、外语、物理3个试点班,学制二年,招收工农兵学员68名。并校之后,试点班发展为普通班,学制三年,规模日益扩大,专业门类日益增多。这些工作的开展是与原师院教师和干部的参与分不开的。
其次,传授文化科学知识。“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五?七”指示中规定的学校教学方针。
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环境中,在“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理科以典型产品带动教学”的“教育革命”中,“以学为主”的教育方针是很难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教师利用举办学习班、培训班和普通班的机会,利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为工农兵学员传授文化科学知识。
教师在原来教材一律受到批判的情况下,深入调查研究,针对工农兵学员实际水平,编写新教材。这些教材,尽管存在着许多毛病,但在当时无书可用的时期里,对进行教学还是起着积极作用的。生物系教师编写了棉花教材,三麦教材,玉米教材;外语系教师编写了第一、第二两册英语教材;数学系教师编写了高等数学教材;政史系教师编写了小学历史常识课本;体育系教师编写了军体教材等等。
并校以后所编的新教材,这里不再列举。
为了使工农兵学员能较好地接受文化科学知识,教师采用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1)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由于工农兵学员入学时没有进行文化程度的考核,生源文化水准参差不齐,教师们对此进行摸底,把文化水准较低的工农兵学员给以特殊照顾,补上必需的文化课程,努力使他们能够跟上一般进度,对横沙岛“八?二六大学”的几位脱盲学员,就是这样做的。对于文化水准较高的工农兵学员,则提出较高要求,使他们学得更多的文化科学知识。(2)送教上门。这种教学方法是教师主动把教学内容送给工农兵学员,如外语系在虹桥机场教革队的教师,深入学员的工作地点及宿舍,不论什么时间,见缝插针地进行教学,使学员较快掌握英语知识。(3)互教互学。这种教学方法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对操作实践课更为适宜。如外语口语训练,教师出就题组后,让学员互教互学,它既能促进学员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员的学习成绩。
其三,进行科研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处于“臭老九”的挨批地位,尽管环境如此险恶,但有些教师仍然冒着风险担负起科研职责。他们埋头于斗室,奔走于工厂和农村,取得一些可喜成果。
标校“宋史”-1971年,根据国务院布置,我校建立了二十四史标点组,承担“宋史”的标校任务。此项任务在并校期间仍旧进行。
温汤杀菌法-1970年左右,生物系教师发现了“九二○”土法生产过程中的温汤杀菌法,它能提高“九二○”的产量,后经上海市“九二○”协作组鉴定,并推广应用。
菌种防退培养基-1970年左右,生物系教师发现了防止“5406”菌种退化培养基,它使“5406”菌种严重退化得到防止,并且促使“5406”菌种发育快、孢子多、露株旺、色素红。
良种培育试验-1970年左右,生物系教师进行了“小将二棱大麦”的良种培育试验,这种良种有矮杆、直立、耐肥、抗倒、早熟等优点。
在5校合并期间,物理系、化学系的一些教师,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进展,如“催化电子理论在光合作用中的应用”,“DJS112型电子计算机”、“场致发光屏”、“镉离子选择电极的研制和应用”以及与其它单位合作的“氯碱工业高氧超阳极涂层”等。其中“场致发光屏”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其四,完成基建任务。在基建后勤方面,由于上级只拨教育维持费,因此经费大减,如1971年只拨款136.61万元,比1960年的397.13万元减少260.52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全体教职员工本着“修旧利废”、“增产节约”的原则,艰苦地经营基建后勤工作。
“文化大革命”前期,上海师院东西部的竹篱笆围墙被破坏得千孔百疮,学校安全受到威胁,物资流失很多。为了防止这些现象的再度发生,决定改建围墙。这项任务从1972年开始,首先改建西部围墙,用大砌块替代小竹,经过4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东部围墙的改建工作,在1976年动工,1982年竣工。这样,使558.6亩土地上的上海师范学院形成了完整的整体。
在1974年,西部开始建造教工第十二宿舍,于1976年竣工。建筑面积共1666平方米,每套2间,共40套。对缓解教职员工居住困难起到一定作用。
为了适应工农兵学员的教学需要,1971年开始,建造了焦磷酸钾化工厂、电子元件厂以及微生物工厂。
其五,支援西藏教育事业。上海师范学院在“文化大革命”前,根据上级要求,曾经从毕业生分配中抽出部分学生分配给新疆、内蒙、宁夏、云南等边疆地区。“文革”期间,除仍有毕业学生分配到边疆地区以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有部分教师支援西藏,在五校合并后的1974年、1976年、1978年有3批文理各学科教师去西藏,为西藏高等教育的创办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其六,保护珍贵图书。我校图书馆珍藏着相当数量珍本和善本,在5校合并期间,曾有人要抽调,图书馆广大职工予以坚决抵制,才得以保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的消息震惊了全校师生,在哀乐声中,人人忧心忡忡,个个悲痛不已。“四人帮”借假中央名义,发出通知,阻止各地开展悼念活动。但全体师生员工冲破“四人帮”的禁令,自觉行动起来,设灵堂、佩黑纱、戴白花,举行悼念活动。在全校师生强烈要求下,15日才举行全校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周总理逝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校师生悲痛万分,举行7天吊唁仪式,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悼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记载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1976年10月6日,一个伟大的壮举在我国首都北京发生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罪恶滔天的“四人帮”,人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从此结束,深受磨难的广大群众从此杨眉吐气。春回大地,万物更新,人们的活力和热情蓬勃奔放。学校里活跃了!沸腾了!
第五章 恢复建制拨乱治校
上海师范学院在经受了10年“文革”及6年并校的严重摧残后,终于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获得新生,迎来了教育的春天,全院教职员工欢欣鼓舞,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复校后的6年间,经过拨乱反正,恢复发展,学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被教育部门领导誉为“生气勃勃,繁荣兴旺”。
第一节 为恢复发展师院群策群力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广大师生员工热烈拥护,拍手称快,全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四人帮”及其上海党羽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罪行罄竹难书,控拆大会声泪俱下,怒不可遏。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教师和干部更加清楚地看到。“四人帮”及其上海党羽策划5校合并的意图,是控制和利用这个阵地,为其实现篡党夺权阴谋服务。5校合并给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后果,它不仅破坏了高师的合理布局,造成了中学师资队伍的严重断层,破坏了教学设施和大量的图书仪器设备,而且打击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积极性。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广大干部和教师从振兴上海教育、培养中学师资出发,抓住“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的有利时机,为恢复上海师范学院奔走呼吁。1977年5月,原师院的12位中年骨干教师和中层干部提出《关于重建华东师大和上海师院的几点看法》的调查报告呈送教育部。还有不少干部、教师走访上海市委和市府。10月,原上海师大党委根据广大教师和干部的强烈要求和迫切愿望,写报告给市委、市府要求尽快改变学校现行体制。
此事很快得到国务院、教育部、上海市委、市府及有关部门的理解与支持。1977年冬,开始建立分校筹备组,着手进行分校事宜。
1978年2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下达了《关于上海师大分校的五点指示》,提出了“服从统一分配,尊重历史状况和照顾各校特点”的分校原则。同时指派王乐三、阎毅千、张耀忠等同志领导师院复校工作。
同年4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包括上海师院在内的全国55所高等院校恢复原建制。5月13日在本市桂林路原校址门口重新挂上了“上海师范学院”校牌(仍用建校1O周年时郭沫若手书体)。5月19日召开了庆祝上海师范学院复校暨欢迎新同学大会,市教卫办副主任舒文到会并讲了话。不久,在“文革”期间分离出去的上海师院附中重新划归上海师院领导。饱经忧患的上海师院犹如枯木逢春,焕发出新的生机。
1978年8月6日,经上海市委、市府批准,正式建立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并任命王乐三为党委书记,阎毅千、刘金鼎为党委副书记;王乐三、刘金鼎分别兼任院长、副院长,陈育辛、沈德滋、张波为副院长;郝达任学院顾问。
1980年3月,任命徐宜尔为党委副书记,顾翔为副院长;1982中8月。任命林仲和为副院长。
复校初期恢复了中文、历史、外语、艺术(音乐及美术专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及新设的政教共10个系11个专业。1983年在中学行政干部进修班的基础上建立教育管理系。1984年4月恢复地理系。
从1977年起,全国高等学校恢复了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上海师院于1977年底招收了恢复高考后的第—届新生2055人;接着,于1978年8月招收了第二届新生1310人。
连续两届招生3300余人,对刚复校的师院来说,面临着多种困难,尤其突出的是开课、教学用房与理科实验室问题。并校期间,不少教师改做其他工作,有些教师已调离学校。复校初,广大教师怀着“一定要把‘文革’造成的损失补回来”的心情,热情高涨,主动承担起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一些已经调离的教师又高兴地回校任教,齐心协力把全部课程开了出来。同时,“文革”期间许多教学用房遭到严重损坏;理科实验室也因被迫并校几乎破坏殆尽,不仅仪器设备被全部搬迁,连实验室的基础设施都被拆除。复校初,仅搬回不足50万元的陈旧仪器设备,全校没有一个实验室能按照教育部1977年颁布的实验教学大纲开出实验课。在市教育局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我校干部和教职员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全力以赴抓开学准备工作。特别是后勤职工突击加班,很快修复了教室和实验室,确保按时开学上课。实验室购置大量仪器设备,使理科实验教学正常开展。
随着全国政治局面的稳定,学校的恢复,党与行政机构的建立与健全,在“文革”中被迫中止活动的各种组织也相应恢复。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1978年11月,校团委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团委会;1979年5月,校工会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委员会;从1978年3月起,民盟、九三、民革、民进等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先后召开会议,建立各自的领导机构;1979年起相继恢复校体育运动委员会、校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84年3月成立了校妇女工作委员会。
第二节 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之前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全会在理论上思想上作准备。这也是一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与思想解放运动,对全国各条战线包括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0年“文革”中的师院,是遭受“四人帮”及其党羽破坏的“重灾区”,因此,复校后的师院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拨乱反正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首先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解脱,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鉴于该文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这个错误方针,因此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讨论。
我院参加这一大讨论,前后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真理标准”文章发表之后,于1978年8月中旬开始,党委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克服派性,增强团结,共同办好新生的上海师院接着,又在10月份多次举行讨论会。第二阶段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以《公报》中关于对真理标准讨论的高度评价为指针,同时贯彻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党委于1980年8月下旬,举办了为期4天半的干部学习班,集中讨论了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以及在教育战线上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极左路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问题。通过讨论,大家明确认识到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校“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是完全错误的,是极左路线的表现。彻底否定了所谓“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接着,各系科室联系实际深入进行真理标准讨论。如教育科学研究室普通教育研究组联系建国30年来普通教育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实际,进行讨论与总结,并对教育战线的一些极左谬论进行批判。
其二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学院采取了揭、批、查同纠正冤、假、错案相结合,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与知识分子政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拨乱反正。为加强这一工作,学校及时成立了落实政策的专门机构。
1978年6月成立“文革”案复查办公室,负责全校清查与复查工作。在揭、批、查过程中,重点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在“文革”期间插手师院运动,造成师生员工之间的严重分裂等问题。这对当时克服派性、增强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工作;同时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与事方面,认真做了定性处理工作。对1966-1976年“文革”期间,在“横扫牛鬼蛇神”、“清理阶级队伍”及“一打三反”中遭受迫害和受到各种处理的1066名师生员工进行全面复查,使645人得到平反,给338名干部、教师及67名工人、学生重新作了结论。
1978年11月,为在“文革”中含冤去世的院长廖世承、副院长吴从云、党委办公室主任唐淑平等同志先后隆重举行平反昭雪大会暨骨灰安放仪式;各有关部门对本单位在“文革”中含冤去世的同志也都做了平反昭雪等善后工作。同时,还清退了“文革”中的抄家物资。
1978年12月,成立落实中央55号文件(即复查“反右”案)办公室,对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而被错划为“右派”的253名师生(其中教职工24名、学生229名)进行了全面复查,全部作了改正,并在一定范围内做好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工作。
1982年3月,还成立历史案复查办公室,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各种处分的337名师生(其中教职工76名、学生261名)进行了全面复查,并对44名师生(其中教职工18名、学生26名)的问题予以改正。
落实政策的结果使不少干部和师生员工卸下了长期来的思想包袱,心情舒畅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文汇报》记者曾向党委书记王乐三等校领导同志进行采访并于1978年9月12日用头版头条位置作了报导,称上海师院通过揭批,消除隔阂,统一认识,增强团结,面貌一新。
学院党委通过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复校后各方面的工作发展很快,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某些不足。1982年7月,市委向我院等部分高校派出党风调查组,帮助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补课工作。
第三节 学校工作重点转移
1978年3、4月间,中央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对发展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发表了重要讲话。科学、教育的春天来到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形势一片大好。学院的办学方向和工作中心更加明确了。
1979年初,学院制订了《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意见》,要求将学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教学上来,努力办好师院。院系领导和广大教师为了振兴教育事业,补救“文革”损失,团结一条心,共同抓教学。为了培养又多又好的中学师资,采取了一系列教改措施,主要有:
1.强基础课教学与师范生基本功训练,提高教学质量。搞好基础课教学是提高质量、实现师院培养合格师资任务的关键。1980年3月、1982年5月先后制订、修订《上海师范学院关于加强基础课教学的若干规定》,提出各系领导、教师、学生要认真抓好、教好、学好基础课的要求,并制订了12条措施,切实加强基础课教师的培养工作,保证提高基础课及实验教学的质量,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加强学习方法指导,重视师范生的基本功(如普通话、口头表达能力、汉语规范字、板书等)训练,严格考试制度,从而使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2.设专业选修课,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复校后,在加强基础课同时,开始开设专业选修课。根据学校的培养目标与中学教学需要,于1980年11月、1982年5月分别制定、修订了《关于开设选修课程暂行办法》,先在77级开始试行,然后逐步推开。专业选修课有专业提高、新兴学科、“文”学“理”和“理”学“文”以及其它跨系(专业)的课程。同时广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成立各种课外小组,开设学术讲座,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讲学,有效地使学生扩大了知识面,活跃了思想,提高了专业水平,增强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使得各种业余爱好的学生获得充分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
3.行多层次、多种形式办学,适应中学和社会的需要。复校后,学校设有本科、专科和研究生三个教育层次。为了发展多种形式办学,1980年成立上海师院分部(初设于卢湾中学,后迁龙山中学),主要接受市教育局委托,举办以专科为起点的中学教师脱产进修班(本科),先后设立中文、历史、英语、数学、政教等专业。1983年又成立夜大学,设中文、英语、数学、物理等专科专业。还接受市高教局等的委托,举办政工干部大专班及助教进修班。此外,根据社会需要举办各类专业教学班。主要有闽、浙、赣、沪以及外贸等9所高校英语教师短训班,全国各省市中共党史高师进修班,教育学、心理学教师培训班,世界文学专业进修班,理化实验讨论班,basic语言程序与设计学习班,全国高等量子学讲习班,单板机在实验上的应用学习班等以及外国留学生汉语班。
4.本市25所学校挂钩,建立双边协作关系。为适应教育事业发展改革的需要,切实提高我校教育质量,经与区县教育局和有关学校商量,我校与南洋模范、上海、大同、育才、格致等23所中学(其中15所是市、区重点学校)及2所师范学校建立挂钩关系。这项新工作,有利于我校师生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学教学改革和对中学师资知识结构的要求;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教育实践基地和教改试验基地;也有利于中学推荐高质量的学生报考师院。同时,在教师进修锻炼、教育科学研究、图书资料等方面互相支持,从而得到有关部门与挂钩学校的欢迎。
5.改革教学方法,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各系领导与教师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摸索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方法。中文系针对77级学生基础较好、理解能力较强、学习自觉性较高的特点,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如增开选修课和讲座,吸收参加科研小组,指导写作学术论文,举办小说评展等;数学系抓住80级“数学分析”课试点,摸索教学经验,提高教学质量;物理系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学生基本功训练与能力的培养;体育系在“运动解剖学”教学中运用书写投影仪,改进教学手段。上述做法,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6.改革招生办法,提高生源质量。在恢复高校统一录取新生工作后,我院属于第二批招生学校。为提高生源质量,经市招生委员会批准,1980年提前招生,按第一志愿录取。此外,郊县师资紧缺,亟待补充,但市区毕业生去郊县工作往往有诸多困难,因而招生时采取按比例录取或定向招生办法,以保证郊县源源不断补充新师资。
此外,毕业论文列入教学计划,并对本科生从77级开始授予学士学位。
这里要着重提一下的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的最高层次,其任务是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高等师范院校的研究生教育,已成为培养高校师资、改变师资素质、提高教育质量、开展科学研究的人才培养基地。
我校自1978年起开始招收研究生,到1984年共设立25个硕士招生、专业。其中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有硕士授予权的专业11个: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汉语、汉语文字学、教育心理学、中国古代史、世界文学、基础数学、计算数学、英语语言文学、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
随着工作重点转移,环绕教学为中心任务,其他各项工作也积极展开。
科学研究工作放到了重要位置上。根据1978年教育部重订的《高校六十条》要求,明确提出要把我校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使科学研究工作在办学中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1978年建立了科学研究处,1979年成立了院学术委员会,以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与管理。1983年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和教育科学研究所。至1984年,还设有宋史、中国近代史、外国文学、环境保护、食用菌、电致发光、计算机、电化学、应用数学等9个研究室及光催化研究组。
各系科教师更是定课题、立项目,积极开展科学研究。通过科研活动,教师的学术水平得到提高,从而促进了教学工作。
1981年,学院为贯彻中央关于“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对理科科研任务的安排,从4个方面进行调整:一是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如“杂交水稻遗传规律和组织培养研究”、“小麦非正倍体的研究和利用”两课题相继建设实验基本手段;“小麦赤霉病的研究”等通过鉴定,取得效益。二是加强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研究。如在计算机、新型冷光源、钛酸酯偶联剂等研制方面,开辟了较多的使用领域。三是加强环境保护研究。如“上海石化总厂地面水氰根自动监测研究”、“太湖环境质量研究”和“黄浦江淡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研究”等。四是加强智力投资与人才培养。为了更好发挥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先后与有关单位举办了离子电极应用方法培训班、计算机绘图训练班、微生物讲座等。参加学习的有千人左右,深受欢迎,有效地推动了成果的转让与推广,使研究部门与应用部门双方受益。
我院还积极参加上海市与高校系统科技成果交易会,努力抓好科研成果的转让与推广。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得到了加强。党委明确提出,总的要求是围绕培养目标,集中力量进行热爱社会主义,坚持革命信仰,提高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增强组织性纪律性与勤奋学习的教育。
1980年根据市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关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体制和队伍建设的意见》,决定党委由一位副书记专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并建立有关部门参加的学生思想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在加强对专职政工队伍培养的同时,还建立了专业课教师管教管导的导师制和班主任制。为了系统加强德育教育,成立了德育教研室,负责学生的品德课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并将德育课正式列入教学计划。
1979年以来,学校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先后开展了“真理标准讨论”、“五讲四美三热爱”、“未来的人民教师从现在做起”、“学雷锋、创三好”、“把青春献给党,为‘四化’作贡献”、“学张华,做新一代大学生”、“学习张海迪,象她那样学习、工作和生活”、“学习现代科学,争做‘四有’人才”等教育活动,并组织学生去延安、井岗山、韶山、兰考等地访问考察,搞得生动活泼,卓有成效。《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发表题为《把思想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实事求是,正确对待学生提出的问题》的报导。
不仅教学部门,而且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等方面都为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中学合格师资、“四有”新型人才而努力工作。
图书馆建设复校后有很大发展,“文革”前藏书76万册(包括外文图书5.8万册),1978年复校初为101万册(包括外文图书7.3万册),到了1984年,已发展到128万册(包括外文图书12万册)。增设了外文书刊阅览室、听音室,增添了电子计算机房以及复印、缩微等现代化设备。
后勤总务部门为了保证教学、科研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工作。基本建设每年都有一批新建筑竣工投入使用。其中有第二教学大楼(9035平方米),教工食堂与招待食堂(1067平方米),
还新建了9幢教职工宿舍(总面积为14861平方米)。后勤管理工作进行了改革。食堂率先实行半企业化管理,建立岗位责任制,健全考勤奖励制,实行多劳多得,调动了炊管人员积极性,他们努力增加花色品种,改善服务态度,受到普遍称赞。
1982年成立科技开发中心,其任务是组织与协调人才培训与科技开发工作。人才培训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在校内举办各种培训班,为各地培训急需人才;同时派出人员到校外建立教学基地,分别去江苏无锡县与广东珠海市白藤湖办学。科技开发方面主要是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所得的收入用来改善教职工福利及改善办学条件。
1983年底,院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由于年龄到线,经市委批准,王乐三、阎毅千、陈育辛、张波等先后离休;郝达因已离休不再任顾问;沈德滋退居二线,担任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市委、市府任命刘金鼎任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卞祥椿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徐宜尔任党委副书记,朱鸿鹗任院长,顾翔、陈祥元、林仲和任副院长。各部、处、系、所室干部也有所调整。
第四节 可喜的收获
复校6年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取得十分可喜的成绩。6年中培养本、专科生8000余名,研究生83名。这批学生文化基础比较扎实,又经过“文革”的磨难,深知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在校几年中政治上积极进取,业务上刻苦钻研,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家急需人才。
这批学生中,有的被评为全国或上海市“三好学生”;有的毕业论文得到专家的好评。77级学生考取研究生的人数多达50名。有的2年学完4年大学课程,并以成绩冠群被国内外名牌大学争相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尔后又在获诺贝尔奖金的教授指导下,再次以优异成绩通过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有的研究生去国外继续学习,在博士学位考试中成绩特别突出,受到导师赞扬。有的发表了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而受到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
这批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在教育战线,他们工作认真踏实,开拓奋进,做出了显著成绩。许多人已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有的已被评为全国或市先进;有的被晋升为高级职称;有的获上海市“高教精英”提名人奖。还有的被委以重任,选入领导岗位。
6年来,我院科研成果累累。据统计,1979——1984年,每年文、理科研项目(主要是自选课题)都在200项左右,其中市高教局或中央与地方有关部、委、局下达的文理科重点科研项目总计有139项。
文、理科获奖的代表性项目,有程应主标校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魏建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孙逊的《<红楼梦>脂评初探》,燕国材的《先秦心理思想研究》,邵伯周的《<呐喊>、<彷徨>艺术特色探索》,陈永志的《试论<女神>》,郭豫明的《捻军起义》,郑灿辉等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章柳泉的《中国书院史话》,王玲等的《上海市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调查与研究》,杨庆尧的“深层发酵培养菌丝体栽培食用菌新工艺的研究”,葛葆硅的“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场致发光屏”,费鹤良的“《寿命试验和加速寿命试验数据处理方法》部标准”,章宗穰等的“金属阳极含铱中间层高氧超涂层”,李克昌等的“小麦腐镰刀菌种类、分布及致病性研究”,李景锟等的“武昌东湖环境质性评价”等。
另外,校办厂试制的“lz-1型金属连续注射器”被国家经委评为1983年优秀新产品。
这个时期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由我院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主要有:1980年10月召开的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断代史研究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罗竹风(市社联常务副主席)、周谷城(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上海历史学会会长)、邓广铭、谭其骧、吴泽(分别为北大、复旦、华东师大历史系主任)、陈乐素(暨南大学教授)等。我院程应介绍研究会筹备经过,并当选该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该会的常设机构设在我院;1982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三届《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著名专家教授冯其庸(全国红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汝昌、端木蕻良、吴晓玲、李希凡、周绍良等。会议期间,院图书馆举办了“红楼梦图书资料展览会”(并拍成录像教学片),为红学家们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整个会议受到代表们的称赞。红学家周汝昌称赞“师院对《红楼梦》研究很有水平,展览会内容丰富扎实,这样重大的会放在师院举行完全是有基础的。”
这个时期学校的学术刊物有: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于1979年9月在中断了10余年之后恢复出版(季刊);1980年自然科学版出版(至1982年为半年刊,之后改为季刊)。学报以容量大、栏目多、观点新、资料翔实、论证严谨及科学性、应用性、师范性较强为特色而赢得国内外学术界好评。由数学系主编的《中学数学教学》与教育科学所编译的《外国中小学教育》,均于1979年创刊,分别在1982、1983年经市有关部门批准在全国公开发行,具有师范性等特色,受到全国广大读者好评。《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由国家教委委托上海市高教局和我校主办并与上海5所高校合办的国家级刊物,于1984年初正式创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它收集提炼400余种高校文科学报所载论文的精华,集中高校文科科研的优秀成果,反映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动态,它具有指导思想明确、栏目众多、检索现代化等特点,以“新、深、争”的编辑宗旨体现贯彻“双百方针”,受到中央领导部门和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被誉为“社会科学的袖珍地图”。
这个时期,我院在体育、艺术、卫生、服务等方面也出了不少优秀成绩与成果,在本市和全国有一定影响。在体育方面,有的学生在华东地区7院校体育系田径对抗赛的跳高项目中成绩优异,成为我院第二个获运动健将称号(第一个是获自行车运动健将的称号);有的学生在南京师院举办的田径10项全能邀请赛上打破首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项全能的纪录;有的学生破市大学生100米、200米、跳高等纪录;有的学生在全国武术观摩大会上获双人对打、个人表演两项金牌。院体操队、篮球队、游泳队在市大学生比赛中先后获女子自由体操和男子篮球赛冠军,游泳赛男子甲组团体总分第二名及蝶泳冠军;体育系武术队在上海市武术比赛中获23个项目中的20个冠军。有的教工在市教工游泳赛中获两项冠军。在艺术方面,有大学生艺术团的独幕话剧《思乡曲》、《春之歌》,歌剧《莱茵河畔的歌声》;音乐专业的男女声三重唱,女声独唱、歌曲《你会成功》、舞蹈《起跑线上》等,还参加“上海之春”演出;美术专业的国画《嬉》、木刻《我们定要战取光明》、油画《晨光》等。其中有的获全国或上海市大学生汇演一等奖、上海市民歌比赛一等奖或创作一等奖;有的入选参加法国美展或全国美展、版画展并获奖。在为教学、科研与师生生活服务方面,我院图书馆被评为全国高校系统先进图书馆,我院食堂获市高校系统先进食堂称号。此外,在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我院多次被评为爱国卫生先进集体、绿化先进单位和文明单位。
复校以来的6年中,我校各项工作进展很快,成绩显著,这是因为:
(一)恢复建制,群情激奋,办学积极性空前高涨。“文革”10年浩劫,广大干部和教职员工历尽磨难,饱受艰辛。粉碎“四人帮”,学校喜获新生,全面拨乱反正,砸掉精神枷锁,人们从心底里迸发出一股不可估量的热情和力量。“一定要上海师院办好”,“一定要把新一代师资培养好”,“一定要把‘文革’中的损失弥补回来”,已成为广大干部和教职员工的共同心声和一致愿望。于是学校里出现了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团结奋斗、争取胜利的动人情景,各项工作得到顺利而迅速的展开。
(二)拨乱反正,重点转移,办学方向进一步明确。“文革”中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教育遭到严重破坏。通过“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总结经验,干部和教职员工思想认识大为提高。高等师范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基础教育服务;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学校必须尊重教师,依靠教师,发挥教师作用。思想提高了,方向明确了,重点转移了,师范教育开始得到蓬勃健康的发展。
(三)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学校各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校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促进发展,招生规模扩大,办学层次增加,办学形式多样,教学质量提高,科研硕果累累,师资人才辈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正如市高教局领导所肯定的那样:“上海师院注意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在师范教育和教学研究、古籍整理、电致发光、《红楼梦》研究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四)“三个面向”,迎接挑战,努力开创新局面。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发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指明了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人才培养的要求,教育改革的方向,教育工作者的重任,这大大鼓舞了全校师生员工。大家决心要抓住有利时机,贯彻“三个面向”的方针,办好师范教育,造就更多人才,开创新局面,作出新贡献。
第六章 易名师大改革振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执行,给新生的上海师范学院注入了新的活力。1984年10月,学校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1985年5月开始,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学校进入了一个改革振兴时期,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第一节 上海师范大学应运而生
1984年,学校步入了“而立”之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上海师范学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 经过短短6年时间的恢复与发展,开始呈现出勃勃生机。这时,全院已设有12个系、14个专业、6个公共教研室、2个研究所和9个研究室(组)。学科专业的综合性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办学的层次和规格也日趋多样化。有25个学科专业先后招收研究生,其中11个学科专业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本科各专业自1982年起全部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部分专业开始招收专科生。还成立夜大学及举办各种形式的进修班、大专班和短训班。科学研究与学术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对外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除邀请外籍专家讲学和选派教师出国进修外,恢复接受来校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师资队伍既有数量上的增加,又有质量上的提高。 教师人数从复校初的782 人增加到1086人,其中正、副教授120人,讲师576人。全院师生员工总人数达8400余人,成为建国以来上海地方创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所综合性高等学校。
一、更改校名前后
遵照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为了尽快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基础人才的需要,开创办学新局面,扩大对外交流,学校先后于1984年7月6日和8月1日,分别呈文上海市教育局和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申请将上海师范学院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并请转呈上海市人民政府审批。1984年10月16日,我校双喜临门:30周年校庆,市政府宣布更名为上海师范大学。
校庆大会在东部礼堂举行。参加大会的来宾有副市长刘振元、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95岁高龄的老教育家吴若安以及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卫生办公室、市高教局、市教育局、市教育工会、共青团市委、市妇联、市社联、市学联、兄弟院校、区(县)委、区(县)教育局、教育学院和部分中等学校的领导、历届校友代表以及在我校工作的外国专家和夫人。党委副书记刘金鼎致词,院长朱鸿鹗作上海师范学院30年的回顾和展望的报告,刘振元、王元化、毛经权、姚庄行、张德龙等领导同志先后讲话与祝贺。当市教卫办主任毛经权宣布市政府批准学校改名的喜讯时,全校上下无不为之兴高彩烈。
当天上午,在学校西部校门口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更换校牌仪式,刘振元副市长为仪式剪采。随后,新闻媒介对我校校庆与改名纷纷作了报导。
同年12月,市教育卫生办公室发出“关于对上海师范大学等校行政隶属关系调正的通知”指出,为理顺关系和加强领导,决定我校今后的办学规模、发展方向、专业设置、中长期计划及招生、分配等由高教局、教育局共同商定。有关学校的基建、财务、教学、科研、科技服务、研究生培养、外事、人事、学生思想教育、后勤与卫生工作等由高教局负责;学生的实习学校、有关中等教育信息等由教育局负责。根据通知精神,从1985年起,学校逐步划归市高教局主管。学校的更名,标志着我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将为社会承担更为繁重的任务。
至1991年末,全校教职工计2455人,其中专任教师948人,其中正、副教授359人,其他正、副高职65人。学生7016人,其中研究生110人,本科生3822人,专科生1974人,夜大学学生1090 人,外国留学生(长期班)20人。
二、机构的调整与充实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先后调整、增设了若干机构与专业。教学方面,原有中文、历史、政治教育(1989年改名政治法律系)、外语、艺术、教育管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地理等12个系,1985年新设计算机科学系,1987年艺术系分化为音乐系和美术系;原有汉语言文学、历史学、政治教育、英语、教育管理、音乐、美术、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体育、中国古典文献学等14个专业,1985至1988年间先后增设了计算机科学、无线电物理学和电化教育专业, 使4年制本科达到17个专业。公共教研机构原有教育学心理学、马列主义、公共外语、公共体育、大学语文、德育等6个教研室,1986至1990年间新建军事教研室、公共艺术教研室,原马列主义教研室改为马列主义理论教研部,公共外语教研室脱离外语系成立大学外语教学部,撤销德育教研室改建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至此共有8个公共教研机构。 科学研究方面,原有古籍整理研究所和教育科学研究所,1985年成立文学研究所,1989年成立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所,1991年成立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行政方面,1985至1991年间,先后增设设备处(后改为实验室管理处)、科技服务处、基建办公室(后改为基建处)、财务处、研究生办公室、学生处、成人教育处、师资办公室、档案馆、审计室、监察室、党史校史办公室及节能办公室,保卫部改为保卫处,外事办公室改为国际交流处等。为加强离退休人员的工作,党委系统于1986年成立老干部办公室,行政方面于1987年成立退休教职工管理委员会。此外,还建立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1987至1988年间又建立实验中心、计算机中心、电化教育中心、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和出版印刷中心等6个教学科研实验基地与联合体。还有上海市高等师范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它是受高教局委托在我校设立的。
三、校级领导人员的更迭
师大时期的党政领导成员,由于年龄到线或上级机关调动等原因,更迭情况较历史上其他时期频繁。
上海师大成立时,党政班子由原上海师院的领导同志继任,即党委副书记刘金鼎(主持党委工作)、卞祥椿、徐宜尔;校长朱鸿鹗,副校长顾翔、陈祥元、林仲和。
此后,党委方面,1985年底刘金鼎离休。 1986年2月,市委任命刘克任党委书记。4月,徐宜尔调离本校。1987年2月,提任皮耐安为党委副书记。 1987年6月学校第三届党代会,选举刘克、皮耐安为党委正、副书记。 1990年2月,刘克调离本校,市委决定皮耐安接任党委书记。 3月,提任林樟杰为党委副书记。同年12月学校第四届党代会,选举皮耐安、林樟杰为党委正、副书记。 1991年3月市委任命徐千荣为党委副书记。
行政方面,1986年10月朱鸿鹗离任,市政府任命王邦佐为副校长(主持行政工作)。1987年 5月,陈祥元调离本校。1988年6月,提任张德永为副校长。7月,市政府任命王邦佐为校长。
1990年4月,增补林樟杰为副校长。10月,林仲和退休,提任吴祥兴为副校长。1991年底,顾翔年龄到线,提任陆耕丰为副校长。至1991年底,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是:党委书记皮耐安,副书记徐千荣、林樟杰;校长王邦佐,副校长张德永、林樟杰、吴祥兴、陆耕丰。此外,因工作需要,学校曾设立校长助理岗位。 从1986年4月起,先后有皮耐安、张民生、张德永、林樟杰、李培栋、刘志钢等6位同志担任过校长助理。1990 年3月,学校决定改设“三长”岗位,任命方宏烈为秘书长,李培栋为教务长,刘志钢为总务长。
第二节 按《决定》精神探索改革
学校更名为上海师范大学之际,正值全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经济改革和科技、教育等其他领域的改革迈出重大步伐的时期。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随后,1985年3月和5月,又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两个配套的纲领性文件,它们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我校正在进行的教学改革和管理改革。特别是1985年5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随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更直接关系着学校改革的方针与走向。副校长顾翔出席了这次会议。
一、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1985年6月初, 我校召开了上海师大首届教学工作会议,认真回顾总结近几年学校进行教学改革的进程,认真学习《决定》及全教会议的重要文件,及时制订和公布了关于修订本科教学计划、试行学分制、加强课程建设、加强对师范生语言文字规范化训练与考核等一批教改文件,把我校教学改革引向深入。这以后,学校围绕教育、教学改革问题,着重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一是从1985 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开展了全校性的教育思想大讨论。从校、系到教研室,围绕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办学方向、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等问题进行研讨,同时也对古今中外各种传统教育思想作了系统介绍、评价与反思,介绍了当今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趋势。通过这场大讨论,使广大干部和教师进一步明确高等师范学校必须坚持为中等教育服务的办学指导思想,明确在人才培养上必须充分注意智力开发、能力培养和重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以适应社会需要;二是1987年上半年,校领导带领校系两级干部和部分教师,分赴本市2区7县,认真听取区县领导、教育行政部门及中学校长对我校办学方向、人才培养方面的意见,商讨办好上海师大与加强为中等教育服务的问题。不久,又组织力量对本市部分区县的83所不同类型中学的1900余名历届毕业生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并就我校改革方面的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取得了大量数据,为学校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资料虽然有关教育思想的研讨和毕业生社会评价的调查前几年进行过多次,但就广度和深度而言,以这次为最。经过教育思想讨论和人才培养调查,从领导到广大教师进—步明确和端正了办学指导思想。为了适应中学教育改革的形势和中学教学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强化多层次、多形式办学的构想, 学校及时提出了努力做到6个“兼顾”的办学要求,即培养市区中学师资和培养郊县中学师资兼顾,培养本科生和培养专科生兼顾,改造长线专业(数、理、化等)和发展短线专业(音、美、体、外语)兼顾,培养基础专业师资和培养应用专业师资兼顾,培养各科师资和培养中学管理干部兼顾,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兼顾。总之,要充分利用我校综合优势,努力为中等教育服务,为社会服务。
与此同时,通过学习《决定》,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各系领导和教师,在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的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在教学内容改革方面,首先在总体安排上逐步改变过去一个系(专业)的学生同一学习内容,同一培养模式的格局,强调在切实保证基础的前提下,让学生学得活一点、深一点、广一点。 主要体现在:(1)建立了必修课——限定选修课——任意选修课的课程体系。必修课强调本专业的基础。限定选修课既兼顾学生的知识结构又让学生学习有一定的灵活性,任意选修课则主要着眼于充分发展学生自己的特长与爱好。(2)新增的选修课面广量大,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一般系科增长一倍以上,有的增长几倍,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3)选修课的内容由过去的单一理论课改变为既有理论课又有应用课。不少系还对选修课加以组织使之系列化,使学生在一定学科范围内得到较为系统的提高。同时,开始注意文理渗透、专业间的横向联系,并出现了一些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课。(4)改革陈旧的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上仔细选择和不断更新,使学生及时掌握新的科学知识。
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为了适应培养学生能力的要求,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主要有:(1) 为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出现了讲课与自学相结合的方法。一般章节由学生自学,较难的章节由教师启发讲授并加强指导;有的系经批准允许部分学生免听某些课程,经过自学参加考试;有的系每周设一课时“综合训练”,用于提高学生自学能力,扩大学生的阅读量。(2)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许多系纷纷采用讨论式和写小论文的形式来切实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特别是文科几个系,这一方法得到普遍推广。 (3)在实验方法上,由过去验证型实验向研究型、设计型实验发展。教师只出题目、提要求,让学生自设实验方案,独立探索。(4)运用电化教学这一现代化教学手段。许多系(专业)制作电教片在教学中运用,以提高教学质量;有的系还开设电化教学课程,自编教材,使理论与实际操作及制作相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的欢迎。根据培养目标及为中等教育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要求,学校先后于1986年和1988年两次组织各系(专业) 修订4年制本科教学计划,使人才培养更贴近社会需要。其中1988年修订完成的教学计划汇编成一册《教学一览》。新教学计划突出适应推行学分制的需要,同时适当调整培养目标,即一方面各专业仍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为主,并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三个一”的培养目标(为适应中学教材课程改革的新形势,明确提出培养会教一门主课、能教一门选修课兼能指导一门课外活动的新型师资),另一方面又注意灵活机动地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培养各类急需人才。新计划还注意加强课程组合,增大学生对业务方向的选择性;还广设选修课,扩大学生知识面,使学生掌握学习的主动权。在音乐、美术两专业还试行“中、专科二、二分段制”(新生入学一律安排专科教育,两年后择优升读本科),以促进学生的竞争意识,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在加强教育学科方面,注意科研训练,改革学科教学法课程,增设学科教育学、学科方法论、中学学科教材分析与研究、中学学科教具研究等课程。对新教学计划,各公共教学部(室)都拟订了教学实施方案,如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向“新4门”(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过渡,公共外语课程根据统一规定实行分级教学。军事课也正式列入教学计划。为配合新计划的实施,学校及时制订了“学分绩点制暂行规定”,并付之实施。 1987年后,我校学改革的步子逐渐加大,推出的主要教改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行学分制。 早在1985年6月校教学工作会议决定后,先在物理、历史两系的本科85年级中试行(后期还有中文系)。1986年国家教委下达有关高等学校试行学分制的专门文件后,我校制定了“学分绩点制暂行规定”。在此基础上,1988年上半年起,在全校各专业的本科87年级中全面施行。这是我校教学改革中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几十年来由实行学年制向学分制转化的开端。
(二)开设公共选修课程。为了改善学生知识结构与技能技巧,发展学生个性,1987年初起,学校又制定“关于设置公共选修课的暂行规定”并在1987年春季开始实行,组织各专业推出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跨系科、跨专业的公共选修课程。截至1990年的统计,全校累计开出公共选修课150余门次。由于公共选修课程具有:(1)多元性与开放性突破了原来各系学科的界限;(2)师范性,增设了由师范院校教育学和心理学发展产生的新课程;(3)渗透性,文理渗透、学科交叉;(4)应用性,培养实际应用与操作的能力;(5) 知识性与趣味性,有利于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发展个人兴趣爱好;还有综合性与微型性等特点,虽然大部分公共选修课不记学分,仍深受学生欢迎,被赞为1987 年学校各项改革措施中最令人满意的事件之一。几年来,参加选修的学生,约占本科生的40—50%。
(三)开设副修系列课程。这是我校又一重大教改措施,亦属高校首创。副修系列课程是为学有余力的本科二、三年级学生开设的。1988年秋起,首先在本科87年级中实行。开设的目的是在确保专业基础教学和拓宽知识面的前提下,促使文理各科渗透,积极吸取各学科的新成果,加强技能技巧训练,发展学生的个性与能力,改善学生的智能结构,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与文化素养,以利于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副修系列一般由4门课程组成(记学分), 使选修课程系列化、规范化,比原来单科性的任意选修课前进了一步。学生通过修习副修系列课程,在知识面、智能结构以及动手能力等基本素质方面比一般毕业生具有更高的规格,从而更能适应中等学校课程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更符合学校提出的“三个一”智能结构的中等学校师资的要求。截至1990年底,已经为87、88、89这3个年级开设了30个独立的副修系列课程,报名参加学习的人数分别占 86,5%、91%和86%。由于副修系列课程在培养“复合型”人才方面的作用和效果,因而受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学教育界的肯定。
(四)加强课程建设。课程建设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基础建设。1985年6月教学工作会议提出后开始酝酿。1986的制定“关于加强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并于1987年4月正式施行。课程建设的重点是开设多年、教学效果好的基础课程和主干课程,关系全校教学质量的公共必修课程及某些新开设的课程。课程建设所需经费,学校每年从办学经费中专拨。为了加强对课程建设的领导和审核,学校组成了课程建设委员会,研究制订课程建设计划、审批课程建设项目并根据“择优资助,定期评佑,组织验收,有奖有罚”的原则,推进各专业的课程建设。从1988年起,课程建设委员会每年对课程建设情况进行阶段性或全面性验收。1988年底至1992年1月,共4批通过21门课程建设验收,发给课程建设合格证书,并对其中的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历史教学法、高等代数、物理化学等5门课程授予一等奖,对人生哲学、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现代汉语、大学外语、实变函数、数学分析、解析几何等7门课程授予二等奖。此外,1989年和1990年,我校的教育学、心理学和大学外语3门课程还获准列为市高教局普通高校课程建设项目。
(五)开展教学质量评估,加强质量管理。根据《决定》的有关精神和国家教委的有关文件,我校经过拟定评估指标体系和进行试点后,于1986年底制订了“关于开展课堂教学质量评估的实施意见”及“教学质量评估调查表”和“各评估要素的内涵简介”。1987年初公布执行。评估工作就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效果4个项目进行。1987年全校评估了197门课程,涉及评估对象370名教师。1987年底,学校召开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讨论会进行总结。 1988年9月至1990年7月,连续4个学期对二年级的基础课和部分公共课进行了评估,参加的学生有4100余人,教师480余人。其中1990年2至7月这个学期,被评估的教师共114人,“综合得分”为“优”者34人、“良”者 72人。通过评估,及时将结果反馈给任课教师,并借以奖励优秀、帮助后进,从而促进教师提高整体教学质。为了使课堂教学质量评估工作健康进行, 1990年2月学校组织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成立教学质量评估委员会。委员会不仅组织委员们深入教学第一线听取各专业教学情况汇报或听课,并且对考试命题、阅卷质量,特别是补考试卷质量进行抽查或复查,对保证教学质量起了积极作用。
(六)扩大专业面,增强社会适应性。《决定》公布后,面对普通中学课程结构的调整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我校于1985年、1986年先后设置计算机科学专业、无线电物理专业,1988年又新设电化教育专业和应用技术专业(专科)。为了解决中学对音乐、美术、体育、外语等学科教师的急需,我校又于1987年增办了这些专业的专科并扩大招生名额。同时,还在成人教育方面开设了音乐、美术的自学考试班,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此外,1985年以来,学校还注意做好以下各项工作:加强对学生进行教师职业的基本功训练。诸如加强学生的语音训练,校系两级成立推广普通话领导小组,确定负责考核单位,要求在教育实习之前必须过关;规定学生必须掌握3755个常用字。要求使用正确,书写、笔顺无误,也要进行考核,并在教育实习前过关;除中文、美术系有书法课外,不少系都开设书法讲座,培养学生实验操作规范化,理科各门课程的实验教师协调一致,持之以恒,务使学生养成正确操作的良好习惯;培养担任教师所必须的组织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有的系结合专业特点开展社会调查,培养学生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有的系组织学生分组集体备课,分别上台试讲,培养组织与表达能力。团委、学生会还配台校系组织各种社团活动、校内演讲比赛等以锻炼学生活动能力。改进教育实习,提高教育实习质量。1986年,学校成立教育实习劳动办公室,加强这方面工作。为了使学生及早了解中学教育实际,切实提高教育实习质量,除由教务处统一印发《教育实习手册,规定教育实习的各种规章制度外,各系又根据专业特点和中学实际情况开展了各种改革尝试。(1)首先在实习时间上突破原定6周的框框,7—8周、10周的都有。体育系还试行一学期顶岗实习制度。(2)在实习的形式上有所创新,如中文系的“常川型”教育实习法(实习见习统一安排,分散在几个学年中,使学生经常了解中学、熟悉中学),化学系的“二、二”分段法,把教育见习与实习分为两部分,每部分集中一段时间进行,使学生能及早接触中学、了解中学;(3)在实习的考核上,将原来单一的综合性考核方法过渡到量化考核,并根据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制订考核指标体系,对实习的各个项目、环节分别评分,较科学、合理地评定实习总成绩;(4)在实习的内容和方法上,更为多样,不但要求学生实习课堂教学和班主任工作,而且还必须组织主题班会与第二课堂活动,如演讲比赛、科技活动、体育运动会、讨论会等;(5) 在实习学校的分布和指导实习的方法上也有较大改革。1987至1991年间,学校同61所中学签订挂钩协议,将实习生分布在市区和郊县各中学。不少专业为克服多头指导的矛盾,还注意充分发挥所在学校领导和实习指导教师的作用。改革与完善考试制度。1986年以前,沿用师院时期的考试考查制度。1987年为推行学分绩点制,在考试方法上取消考查制,全部实行考试制。1986年根据国家教委关于整顿考风的精神,学校加强了考试质量管理,着重抓好命题科学化、标准化,严格考试纪律,统一评分标准与评优限额及确定全校法定补考日等,前后凡三年多,取得一定成效。在此基础上,1990年底制订出我校“考试全面质量管理条例”,从命题与考试方式、试题印刷、考试组织、考试规则、阅卷评分、补考、考试作弊的处分到监督检查都作了科学、严格的规定。调动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
学校在教师方面实施简化工作量制度、优秀教学奖制度和教师职务聘任制度;在学生方面实施专升本选拔制度、本科毕业生升硕士研究生制度、免听制度、奖学金制度以及优秀学生选拔制度等。
二、领导体制改革的探索
1986年至1989年,我校曾进行过领导体制改革的探索。学校根据《决定》中关于“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的要求,于1986年起着手理顺党政关系,加强行政指挥系统,调整、充实系(所)领导班子,全面试行系主任(所长)负责制。1987年初,相继制订了“扩大系(所)管理权限的暂行规定”、 “扩大系(所)人事管理权的试行规定”和“各系财务管理的试行规定”等文件,向系(所)下放了教学、科研、人事、财务等方面的若干项权力,目的是增强系(所)活力,搞好系(所)建设,为试行校长负责负责制打好基础。1987年10月,我校向市政府提出报告,要求实行校长负责制。为了便于校长负责制的组织实施,学校还建立了决策审议、指挥执行、保证监督、咨询参谋和信息反馈5个系统,力求使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 经过前后2年多的探索、设计和协调,基本上完成了校级领导体制的转换。 1988年9月,经市政府批准,我校正式实行校长负责制,成为本市第二批试行校长负责制的高校之一。1990年初,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加强高校党的建设的通知》后,学校遵照《通知》中关于恢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的指示精神,再次转换领导体制,并于1990年12月学校第四次党代会前完成了转换任务。
三、管理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除教育、教学改革与领导体制改革外,学校在科学研究管理、师资队伍管理、学生管理、后勤管理各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探索与实践。科研管理工作的改革,主要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及“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从思想认识到课题项目的安排上逐步向应用、开发的方向发展。具体体现在如下几点:
1.贯彻科技体制改革决定中关于改革拨款制度的要求,对科研课题实行科技发展基金合同制,同时相应建立奖励制度。理科全面试行合同制,按项目拨经费,同时明确委托科研任务一方与承担科研任务一方的权利、责任与奖惩条件,从而加强了科研人员的责任感和积极性,改变了过去执行计划时完成与不完成、完成好与完成差一个样的局面。文科也一改以往的“大锅饭”,采用专项课题专项拨款的办法,使经费落实到每个项目,确保每个项目顺利进行。
2. 设立专项科研基金,增加学校自身科研经费的投入。几年来,学校设立的专项科研基金有 “上海师大科研发展基金”、“上海师大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基金”和“上海师大重点学科建设基金”。常年投入3项科研经费总额13万余元,这对开展各种学科门类的预科研、青年教师专项科研和校级重点学科建设,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近几年开始注意横向协作项目,促进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协作与联合,使科研工作从拨款渠道到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渠道进一步得到拓宽。
此外,还适当放宽科研经费管理政策,发放科研立题费,确立科研结余经费的分配原则,加大系与课题组留成比例,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师资管理工作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改革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定、聘任工作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中央提出改革职务评定与实行聘任制的要求后,在1984年12月国家教委在天津召开的职称工作会议上,我校被确定为全国8所试点高校之一, 并经中央批准后进行试点。按照改革的要求,学校成了校、系两级评审小组,经过测算、申报、推荐、考核及两级评审等环节,认真评定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至1986年底,分3批评审通过评定教授24人、副教授与高级讲师(高级讲师后转为副教授)156人、讲师110人,大大改善了教师队伍的职称结构。教师职务聘任工作分两步走,1985年秋先在中文、物理两系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开。聘任制根据任务设置岗位。并根据教学科研任务及各人的职务和专长进行聘任,使每个教师在合适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作用。至1986年上半年,聘任教师占教师总数的87%,其余为缓聘或不聘者。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的实施,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并涌现了一批学科带头人及一批青年骨干教师,承担起教学、科研的重任。对少数缓聘或不聘的人员,学校本着“思想上热情关怀,生活上适当照顾,工作上妥善安排”的精神,使他们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我校作为试点的经验,得到国家教委和市高教局的肯定,并在全国和上海的有关会议上作了介绍。
此后,由于学校注意引进人才以及大批研究生、本科毕业生充实师资队伍,经过多次职务评定,我校教师队伍在职务、年龄与学历结构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逐步趋向合理。1991年全校专任教师948人,比1985年的1188人减少了24O人。但同1985年相比,在职务方面,教授从14人增至 48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5.1%、副教授从100人增至311人,占32.8%,讲师从565人减为375人,占39.6%,助教从482人减为230人,占24.2%;在年龄方面,教授由平均71岁降为59岁,副教授由平均60岁降为54岁,讲师由平均60岁降为40岁;在学历方面,研究生毕业的由95人增至188人(其中博士生7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19.8%,本科毕业的由875人降为629人,占66.3%,专科毕业的由199人降为121人,占12.7%。 高级职务层次的教师成了教学、科研的核心。一些青年教师在老教师的指导下,也取得了教学、科研、教书育人方面的可喜成绩。 据计,1987至1991年间, 45岁以下的青中教师被破格晋升为教授的有2人,4O岁以下晋升为副教授的有22人;还有24人担任了系、所党政领导职务。他们正在努力接好老一辈的班成为办学的骨干力量。
1987年起,市高教局批准我校具有科学研究、图书资料、实验技术、工程技术(基建工程除外) 4个系列的中级职务任职资格审定权和具有中文、历史(含古籍整理)、外语3个学科副教授任职资格的评议权。1990年,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批准我校建立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高评委下设14个专业学科评审组。至此,我校具有全部学科的副教授、副研究员、高级实验师和4个系列中级职务的评审权,以及中文、历史、外语、数学4个正高级职务的评议权。1987年和 1990年,学校两次召开师资工作会议,就师资队伍建设的目标、方向,师资的培养、考核与管理等问题进行研讨,及时制订或修订了若干规章制度,在此基础上先后制订了“七五”、“八五”师资建设规划。1990年起,还试行过教学人员定性定量考核办法。
1987年学校制订“学科带头人和第二梯队的培养、管理意见”后,采取了为学科带头人配备助手,给他们一定的人、财、物支配权以及优先提供出国进修、考察或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的机会等办法,帮助他们及时更新知识,确保他们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并根据需要安排他们学术假等一系列措施,加以扶植。同时,对第二梯队培养对象在政治上、业务上提出严格要求,让他们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挑重担,使他们在三、五年时间内达到副教授或博士研究生的水平。1990年,在总结“七五”期间师资队伍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八五”规划,进一步扩大全校1O2个学科中的一类优等学科数, 尽量减少三类较差学科数。
在关心和发挥老教师作用的同时,学校着重抓好中青年教师的培养,诸如采取分期分批给中青年教师安排学术假,支持有条件的中青年教师出国讲学、考察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优先考虑他们的课程建设申请等。据统计,“七五”期间,有计划地对教师安排国内培养的有222人,选送出国进修的有199人,共计421人,占当时全校教师总数的59% 。对刚毕业的青年教师一是实行一年见习期制,组织他们参加为期一年的农村支教或社会实践,前后有124人(其中5届讲师团),有46人被评为市、县先进或受到表扬;二是实行上岗培训,训练基本功。还安排青年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帮助他们在政治上、业务上提高,前后有600余人次。 学生管理工作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招生、毕业生分配以及学生管理新体制等方面。八十年代中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师范生的生源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引起了政府各级领导的关注,我校在招生办法上也积极探索改革。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我校从1986中开始,按本、专科招生数的10%招收第一批保送生,即由中学直接推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生,我校免试录取。1987年,实行保送、选送与高考录取相结合的办法,其中保送生占招生数的10%,选送生(由中学和区县教育局根据学生志愿与高中会考成绩推荐)占 30%。此后,除每年保持10%的保送生外,选送生的比例逐年扩大,高考录取的比例相应缩小;1990年起,90%全部是选送生。至此,我校招生工作全部退出统一考试,实行提前优先保送、选送,经面试录取。这是在新形势下为保证师范生生源与质量的一项特殊措施。保送、选送生一般均同中学或区县教育局签有协议书,毕业后原则上仍回保送、选送学校或区县工作。对于毕业生分配,基本上仍采取计划分配的办法。但在制订分配计划和实施分配的过程中,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召开供需见面会,妥善落实分配问题。在分配去向方面,除基本上去中学任教外,还根据本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提出少量比例的学生名额,可以分配到非教育单位去。
在学生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学校根据形势变化和政工队伍的实际情况,于1986年下半年规划学生工作新体制的构想。1987年4月,学校颁布“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工作体制”,即“四位一体”的学生管理体制,它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支精干的由专职党团干部组成的政工干部队伍,形成学生工作的核心力量;强化行政系统,促进管理育人,各系建立一支直接面向学生班级的行政管理队伍;落实教师到班,实现管教管导,各班设立班主任,形成教书育人的强大力量;加强学生自我管理,促进学生自我教育。为了配合新体制的实施,学校还颁发了“班主任、导师试行条例”、“分管学生工作的行政副系主任工作补充条例”、“分管学生工作的行政副系主任工作补充条例”等文件。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学校建立了校学生工作委员会,作为党委和校长领导下的学生工作协调机构,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主持,并具体规定了党委宣传部、德育教研室(后为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学生处、团委等学生工作主要部门的职责,改变了以往由专职政工干部统管学生工作的状况,出现了学生工作齐抓共管的新格局。
此外,1987年国家教委规定将师范院校中实行的助学金制度改革为专业奖学金制度后,我校及时制订了“实行专业奖学金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规定了奖励条件、等级、比例和金额。实施后,成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措施之一,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后勤管理工作的改革,主要是以建立经济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由单纯的供给服务型向经营服务型实体发展的改革。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和后勤工作总量与难度的不断增加,老的行政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需要。 因此早在01979年,首先在膳食科实行半企业化管理改革。之后,又在膳食科改革向单项全企业化管理过渡时,先后在汽车队、修建科、校园管理科、生活服务公司等部门试行单体限额承包,引进经济手段,初步改变了以往单一的行政管理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后勤吃学校“大锅饭”的格局。进入师大时期后,为了确保学校发展的需要,深化承包内容,扩大人权财权,总务处于1986年制定“总务处科级干部聘任制条例”和“各科评估暂行办法”,经学校批准后试行,突破了在用人制度上的旧规。1987至 1988年,共聘任科级干部25人,其中新聘任17人。1988年又实行职工聘任制及临时工的自主招聘。 1987年总务处与学校签订经济承包合同,实行全处大承包——任务承包、经费承包、创收分成。总务处大承包后,继续采取分层逐级承包办法,同时建立与完善岗位责任制、考核评估制、聘任制、奖惩制,重视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逐步由经验型管理向科学型管理转化,提高了工作效率。考核内容也由单讲社会效益转变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增加了量化指标,使考核评估更趋合理。奖惩方面实行多劳多得,奖勤罚懒的措施,采取联产计奖、按件计奖、按营业额计奖及超额分成等一系列有效办法,适当拉开分配差距。全处大承包这一改革步骤在本市高校中为首创第一家,具有一定影响,被认为是“起步早,步子稳,成效大”的先进单位。1988年通过高教局组织和主持的考核评估,成绩优良,被评为一等服务单位。1990年,又被评为上海市高校后勤先进学校。
此外,为了提高现有后勤管理干部的素质和为了使后勤干部队伍后继有人,我校总务后勤部门还受市高教局委托,从1985年10月起,连续举办两期学制为一年的后勤管理中级职业技术班。 1987年开始又对后勤管理员以上干部进行有计划的培训。通过办班与培训,不仅弥补了我校后勤管理干部不足的矛盾,而且为本市高校培养输送了80余名后勤管理干部,对高校后勤工作作出了贡献。
第三节 学校诸方面的发展
学校更名上海师范大学后的几年,我国经历了顺利完成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六五”时期、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七五”时期,并进入了“八五”时期。教育事业的战略性地位多次为党和国家的有关文件所强调。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成为摆在高师面前的紧迫任务。几年来,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取得了可喜的业绩。
一、办学规模、层次的进一步拓宽
我校教育的主体是本、专科教育。为了适应中等教育的需要,尤其是高中阶段实行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分流对新师资与教育管理人才的需要,学校一面改造长线专业和发展短线专业,一面又陆续建立了一批新专业。与此同时,还健全了各专业的专科教育设置,以适应市区、郊县基础教育对不同规格师资的需求。至1990年,全校设有17个本科专业和18个专科专业,在校本、专科生总数从1984年的4671人增加到6380人,增长了36.6%。在发展本、专科教育的同时,又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和成人教育(职后教育)。
研究生教育是多种形式办学中的最高学历层次。至1984年我校已设有25个硕士招生专业,其中11个学科专业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1986年经申报,现代汉语专业被批准设立博士学位授予点。从此,我校成为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张斌任博士生导师,于1987年起招生,从而填补了我校研究生教育中博士生教育的空白。几年来,硕士招生专业又先后增加了10个,使招生专业总数达到35个。同时,又有教育学原理、学科教学论(语文教材教法研究)、文艺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应用数学、 理论物理、无线电电子学、物理化学、政治学理论、水生生物学等11个学科专业经批准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使我校硕士学位授予点达到22个。
据1991年统计,当年研究生导师共85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人。导师中有教授36人,副教授41 人 ,其他正高、副高职8人。
1985至1991年,我校共招收研究生(含研究班)381人, 先后毕业的有333人,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有306人。
研究生的培养对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学相长和开展重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一部分毕业生留校充实教师队伍 (1985至1991年选留133人),在各系(所)专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部分毕业生去其他单位工作的,极大多数也已成为骨干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0余人晋升副高级职务,10余人担任教研室主任以上职务。中文系文艺学专业一毕业生分配去贵州大学工作后,热爱教育事业,工作出色,先后发表论文20余篇,1991年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表彰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
成人教育在这个时期发展较快。建于1983年的夜大学,1984至1986年增设日语、应用化学和计算机应用3个专科专业;1988至1989年又增设中国书法学、图书情报学、美术与初等教育管理4个专科专业,使专科专业总数达到11个。
1989年起提高学历层次,招收大专起点的本科班,设置汉语言文学、政治教育、行政管理与应用化学4个本科专业。1985至1991年,夜大学共招收本、专科生2000余人,1370余名大专生完成学业取得毕业资格。
夜大学在办学中办了不少应用学科专业,如经济管理、电子技术、应用化学、计算机应用等,在培养应用性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一些新专业就是在成人教育中先行,积累经验后再开设为全日制本科专业的。此外,考虑到郊县学生无处就读夜大学,又在川沙、南汇、青浦、松江、嘉定与崇明6县设立送教上门的教学点。因此,1989年夜大学招生中报考大专起点的本科班的考生人数是招生计划的10倍。 经入学考试, 有300多人被录取为首届本科生。这年,在校学生达 1100多人。
为了适应中等教育对音乐、美术师资的急需,我校还利用设有美术系、音乐系的优势,主动申办音乐、美术专业自学考试班。1988年,经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和市教育局批准后,设自学考试办公室。1989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批准并正式发文,委托我校为师范类音乐、美术专业自学考试的主考学校。1989至1992年,报名参加两专业自学考试的在籍学生有1000 多人。为了帮助学生切实提高业务水平和通过15门课程考试达标以取得大专毕业学历,还在探索助学途径的实践中,举办了三年制大专助学班、单科助学班、两级助学班以及协助各区、县办好助学班和临时助学班等多种形式的助学班,受到了考生的普遍欢迎。至1991年,通过规定课程考试而取得大专学历的两专业考生已有93人。
多种规格的成人教育继续有所发展。除继续举办中学教师脱产进修班和助教进修班外,由学校归口管理、各系举办的高等学历教育班有:中文系的秘书班,政教(政法)系的政工干部专修科、经济管理大专班,艺术系的音乐、美术干部大专班,物理、化学系在无锡举办的物理、化学大专班,地理系的旅游师资管理专科升本科班、地图制图大专班。还举办过由高教研究室等单位的相当于研究生学历的高教管理研究生班。此外,还开展各种专业培训教育,包括高等非学历教育的专业证书班、岗位培训班,等等。
学校还接受市高教局的委托, 于1988年3月在本校建立上海市高等师范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其主要任务是对本市高等师范院校、地方高校的师资状况开展调查研究,拟订培训规划与年度计划,承担一定的培训任务并提供信息与组织交流等。该中心根据社会与教育发展的需要,结合本市高校特点,确定以开展岗位职务培训为主要内容,以在职进修和脱产进修相结合的形式,设有以科研进修为主的具有副高职务的教师参加的“国内访问学者”、以教学科研进修为主的具有讲师职务的教师参加的“高级进修教师”和以提高教学技能为主的青年教师参加的“助教进修班”等层次。还有研究生学位课程讲习班、高校教师教育科学培训班、中学高级教师职务培训班、新学科、新知识研讨班等多层次、多类型的教师进修。至1991年,共培训本市、外地各级教师1300余人,其中本市高校(含中学高级教师)1053人,逐步形成多形式、多层次的师资培训新格局,对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和教学质量起了积极作用,在为上海教育事业服务中办出了特色。1991年在全国高师师资工作昆明会议上,受到了国家教委的表扬。该中心十分重视英语、中文、教育学科的师资培训,近年来已有多名英语助教班学员被选送赴美深造。
学校继续搞好接受外国留学生教育。 为了加强这方面工作,1988年成立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据统计,1985至1991年,先后共接受短期留学生644人,长期留学生211人。教学中遵循“听、说、读、写全面培养,以听、说领先”的原则和注重语言的实用性和因材施教的原则。使用北京外语学院教材外,还配有本校自编教材。其中由我校自编的《中国语入门》一书已由日本正式出版发行。
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加强
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继原有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和教育科学研究所后,1985年和1989年先后成立了文学研究所和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所,1991年建立了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各系的研究室从原有的9个发展到27个,即文科的语言研究室、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宋史研究室、中国文化史研究室、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研究室、哲学研究室、政治经济学研究室、政治学研究室、伦理学研究室、心理学史研究室、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室、儿童道德发展研究室、美育研究室和目录学研究室,理科的应用数学研究室、数学理论研究室、理论物理研究室、应用物理研究室、物理教育研究室、电致发光研究室、计算机研究室、电化学研究室、有机合成研究室、应用生态研究室、食用菌研究室、环境保护研究室和青少年体质与健康研究室,还有直属科研处的光催化研究组。
1985至1991年间,文、理科每年承担的科研项目(课题)由近200项至300余项不等,最多的1991年达489项,其中文科295项,理科194项。 纳入国家、部委、市、局的重点科研项目数不断增长,承担了一批水平较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学术价值较高的纵向、横向委托项目。几年间,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务院全国重点的科研项目共27项,列入部委、全国高校、国家教育科学“七五”规划、国家教委青年科研基金以及市、高教局的重点科研项目 200余项。1988年起,随着科学研究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服务意识的增强,横向科研项目不断增加,至1991年底,理科各系承接的横向合同委托项目有70多项。
在教学改革和教师职务评聘制的推动下,校内科研空气进一步活跃,许多教师和专职科研人员纷纷著书立说,或翻译国外科技新成就。据不完全统计,这时期全校发表出版的论著很多,文科发表论文2904篇,著作或译著590种,理科发表论文1195篇,著作或译著71种。 理科的各种科研成果,有111项通过专家技术鉴定。其中,获得国家、市(部委)和局以上各种奖励的,文科32项,理科46项。
这期间代表性的获奖成果,文科有程应等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马茂元的《晚照楼论文集》、孙逊的《脂评初探》(再次获奖)、陈永志的《试论》(再次获奖)、顾汉松等的《世界五千年》、燕国材的《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王纪人的《浅论怪诞》、教科所的《充分挖掘儿童少年智慧潜力的探索》、恽昭世等的《对中小学教育体系整体性改革第一轮实验的思考》等理科有刘士庄等的“棉花枯萎病抗性快速测定法”、杨庆尧的“蘑菇菌种快速制作法”和“云芝抗癌多糖生产新方法”、沈明等的“高效低耗自耦调压器”、张世正等的“等离子体光电直读光谱仪”、张功镀的“油品储运微机监控管理系统”、费鹤良等的“武器系统可靠性评定方法”、叶际伦的 “FSR——心肺复苏模拟人”等。 其中《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辞书,它填补了宋史研究和工具书编纂中的空白,也推动了我校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获上海市 (1979——1985)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著作奖;《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获市(1979——1985)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我校“中小学教育体系整体性改革实验”的第一轮实验报告《充分挖掘儿童少年智慧潜力的探索》已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获1985年全国教育论文奖和市(1979——1985)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论文奖;《对中小学教育体系整体性改革第一轮实验的思考》获国家教委1990年颁发的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棉花枯萎病抗性快速测定法”能在棉花种子期判断其抗枯萎病能力,为国内首创,先后获第二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银牌奖和国家发明三等奖;“高效低耗自耦调压器”和“蘑菇菌种快速制作法”均属国内首创,均获第二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金牌奖,并分别获15届国际日内瓦发明与新技术博览会铜牌奖、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作为师范院校,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既是自己固有的优势,又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保持优势,形成特色,除建立教育科学研究所长期致力于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普教研究,教管系、教心室教师普遍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外,各系教学法教研室的教研人员坚持面向中学,积极开展学科教学论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历史系王铎全的《历史教育学》,数学系数学教育科学研究室组稿、编审的《名师授课录(中学数学)》等,在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我校教育管理部门正在进行的《从中学优秀教师素质调查,探索高师学生培养方案》已列入国家“八五”教育科学的重点课题,该项成果必将为推动高师院校和中等教育的改革作出贡献。
1985年4月,我国专利法开始实施后,我校于同年5月起向国家专利局提出发明专利申请。至 1991年末,先后有陈一飞等的“蛋清蛋白——钯络合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杨庆尧的“蘑菇液体合成颗粒菌种 快速制作法”和“一种云芝糖肽(PSP)的生产方法”、沈明等的“复绕式自耦调压器”、“多层绕组接触式自耦调压器及其制作方法”和“区段输出型自耦调压器”等7项科技成果获国家专利权。
这个时期的重点学科建设有了新的进展。早在1984年,我校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古籍整理与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历史文献学)被确定为本市“七五”期间市级首批重点学科后,由市高教局拨给专项建设经费,经过5年建设,于1989年12月通过验收,并已成为全国培养古籍整理与研究专门人才的4个基地之一。1991年,我校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教学论,又被确定为本市“八五”期间市级第二批重点学科,由市高教局拨专项经费建设。
与此同时,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的精神,学校也加强了校级重点学科建设,并及时提出申请校级重点学科必须具备的条件,主要是:(1)有一支学术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有学术带头人并初步形成了学术梯队。(2)有较好的科研基础,已形成稳定的有特色的科研方向,能承担省市以上重大科研项目,已有一批科研成果达到或接近国内同行先进水平。(3)有较好的教学、科研设备与图书资料条件,短期内可望进入国内同行前列。(4)已有或短期内可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专业。后经申请、评选,1988年7月经校务会议终审通过现代汉语、世界文学、中国近代史、教育心理学、教学论、应用数学和物理化学电化学等7个点为我校首批校级重点学科,由学校每年拨给建设经费,并在“重点学科,全校共建”和“奖优、促差、汰劣”的原则下,加强阶段性的评估检查。这些重点学科是我校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的结合点,它在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及在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上起示范带头作用,成为我校教学与科研的先进单位。
1985年以来,由我校负责筹办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活动显著增加,主要有:1985年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可靠性数学年会、全国“纪念五卅运动六十周年”史学讨论会、离子选择电极国际学术讨论会,1986年召开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学术报告会、陶行知诞辰95周年纪念会、中、美、英计算机教育研讨会,1987年召开的全国苏联史第二次学术讨论会,1988年召开的中国文化源学术讨论会、中国会党史第二次学术讨论会,1991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国国民党史讨论会、全国吴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五届年会。其中离子选择电极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中、美、苏、英、西德、日、意、捷、匈、波、瑞士、丹麦、印度、埃及等14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与会,收到论文150篇,举行了30场报告会及举办了6国仪器设备与图书展览,并对该学科专业以后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起了重要作用;陶行知纪念会期间,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举行首届理事会和委员会议,国务委员张劲夫、市长江泽民及曾庆红、钟民、刘振元、舒文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并在东部小岛为陶行知塑像举行了奠基仪式。
学校出版发行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文、理科版)、《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教育与管理》、《上海中学数学》(原《中学数学教学》,1990年改为现名)、《外国中小学教育》等学术性刊物,在师大时期进一步办出了特色,扩大了在国内外的影响,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截至1990年,文科版《学报》已出版44期, 国内订户约3000家,国外订户约100家,遍及欧、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理科版《学报》已出版38期,国内订户约300家。 据当年不完全统计,《学报》所发表的论文为国内有关刊物全文或摘要转载的,文科版约达60%,理科版约达30%,其中10多篇化学应用性论文全部被国外刊物转载。《学报文摘》至1991年已出版41期,国内外发行量约7000 册。该刊已成为我国高密度学术信息的载体,是专家学者与其他读者了解学术研究现状与动态的窗口,它与《新华文摘》、《中国人大复印资料》等一样受到学术界重视,一些学术课题专门以其作为研究对象。《学报文摘》编辑部已收藏文科学报450余种,近3万册,为全国文科学报的资料中心。此外,1987年,又增加了由学校主办、教育管理系编辑出版的《中小学教育与管理》,以贯彻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方针,宣传教育体制改革,探索现代教育管理理论,总结中小学教育管理经验,促进中小学教育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和民族化。
三、科技开发与校办产业稳步发展
科技开发是贯彻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方针的产物,是体现高等学校出人才、出成果、为经济建设和为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汇集点。科技开发与校办产业的收益,又是补充办学经费不足和适当改善教职工生活福利待迂的重要来源。
我校1984年前的科技开发工作,尚属筹备与起步阶段。为了加强此项工作,1985年成立科技服务处,下设人才培训部和科技开发部学校更名为上海师大的前后至1986年期间,科技开发取得了较快的进展,各项工作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秩序。尤其是人才培训服务,即利用师资与办学条件方面的潜力,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人才培养计划指标外,接受各地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委托培养师资与其他专业人才的任务,其招生规模有明显的扩展,并通过人才培训渠道,同全国10多个省市建立了横向联系。同时,利用各地开放的技术交易市场,积极参与技术交易活动,及时将科技成果进行转让和推广。这期间,先后与武汉、深圳、西宁、无锡、辽源等地签订了142项技术转让合同。其中“蘑菇菌种制作新工艺”推广到全国许多地区;“单硬脂酸甘油脂生产新工艺”技术转让给黑龙江省有关企业后,曾被列为该省“七五”星火计划项目。在技术服务方面,不仅为乡镇企业提供服务,还发展了同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之间的联合,以及接受广东、广西、浙江、黑龙江、大庆等地有关部门的委托,就当地地方或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与保护等课题进行研究与服务。据统计,这个时期共为各地培养人才8600多人次,还在金山、无锡、珠海等地建立教学基地,举办两年以上长期班6 个、短期班100多个,人才培训收入440余万元,占开发创收总额的74%。开展科技转让、咨询服务69项,研制科技产品192 项,分析测试48项,完成软件制作47项,收入150余万元,占26%。
1987年至1991年期间,科技开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87年成立科技服务总公司,1989年经清理整顿和重新登记后改名为科技开发总公司。这时期,随着科技为经济建设、为社会服务意识的增强,应用开发类科研项目的比重渐趋扩大,从“七五”初期的应用开发项目仅26项,发展到“八五”初期的116项,科技成果逐步向产品化、商品化倾斜。这时期,除继续扩大对计划外师资和各类人才的培养(1988年起此项工作划归教务处管理)外,科技开发的形式主要有:(1) 组织挖掘学校师资与科技力量,为社会提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又称“四技”服务)以及1988年以后着重与有关单位协同攻关或协作消化引进项目等;(2) 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科技产业。如抗癌新药“云芝糖肽”(PSP)、“FSR——心肺复苏模拟人”等科技成果转向产业后,形成一定规模,取得了较为可观的社会与经济效益;(3) 承接各类工程。如环保技术人员承接的多项污水治理工程、物理系承接的抚顺洗涤剂化学厂的“FDC 储运管理微机系统”、化学系承接的年产3000吨硬脂酸的化工工程,体育系承接的校外体育场地设施工程;(4) 建立生产经营联合体。如化学系以技术投资形式,同上海麦淇淋厂建立联营厂;(5) 承接新产品开发的研究。如电致发光研究室承接国防科委7201基地委托研究的“多色大屏幕模拟状态显示板”等。据统计,这个时期共为各地培养委培生4345人、培养进修生129人,人才培训收入2238 万元。与有关单位签订各类技术合同60份,合同成交额1216.72万元,完成各类项目40多项。在1990年的技术合同登记中,我校的技术交易额名列上海地方高校第一,在全市50多所高校中名列第六。
校办产业在1984年前仅剩“校办厂”(金工厂)、化工厂两家。1985年底和1986年,又先后建立食品厂和印刷厂。为加强对校办工厂的领导,1984年成立生产处,1991年撤销生产处成立企业管理办公室。这个时期,校办工厂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金工厂先后设有钳工、铣工、车工等生产组、字模车间和汽车修理部,主要产品有兽用金属连续注射器、教学投影仪以及新开发的钥匙开牙机、人造奶油机、高温焊枪、西文字模、调压变压器、化工实验装置等12种产品。其中兽用金属连续注射器1983年获国家经委新产品奖后,销往全国各地,深受用户欢迎,仅此一项1980至1990年间销售额达516万元;人造奶油机1986年获市经委优秀新产品奖。1991年,该厂年产值136万元, 利润23万元。化工厂设焦磷酸钾、氧化镁两个车间,除继续生产焦磷酸钾外,开发了氧化镁、四甲基氢氧化铵、国际型焦糖、大豆发泡剂、醋酸纤维素等新产品。其中焦磷酸钾与氧化镁销往全国各地。1980 至1990年总产值477万元,创利87.7万元。1991年产值190万元,利润28万元。 食品厂以日产数百斤糕点起步,几年间产品增加近10倍,生产中西糕点50余种,年产值从1987年的4800元上升到1990 年的5.09万元。1991年产值71万元,利润26万元。印刷厂主要承接书刊册集的印刷业务,设有胶印、零印、装订、制版及繁体字等5个车间。1990年11月由市新闻出版局核准发证为“书刊印刷省级定点企业”(全市44家之一)。1991年首届全国高校印刷厂产品质量评比会上,该厂印刷的《爱新觉罗·溥仪》(画册)、《电子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获证 一览》获一等奖,并多次获市委宣传部表扬。1991年产值258万元,利润88万元。
除校办厂外,近年来还先后成立了一批公司,它们是:1985年成立的综合服务公司、1988年成立的科技开发总公司和高校仪器设备公司、1989年成立的百奥奇科技实业公司。其中综合服务公司主要经营百货、服装、家用电器贸易,1991年产值103万元,利润5万元。 科技开发总公司主要经营“四技”业务,1991年产值380.90元,利润153.27万元。高校仪器设备公司主要经营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教学仪器贸易,1991年产值855.48万元,利润25万元。百奥奇科技实业公司主要经营全身及半身心肺复苏模拟人等产品,1991年产值121.55万元,利润31.8万元。此外,1987年还成立校办厂经营部,后划归数学系。
四、国内外协作与交往的渐趋扩大
在加大学校各项改革力度的要求下,贯彻“三个面向”的办学方针,汲取改革经验,加强办学方面的国内外协作交流显得十分重要,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在国内兄弟院校的校际协作方面,我校先后参加了3 个校际协作组织,它们是:(1) 由北京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及我校组成的“京津沪三市4校协作会议”;(2) 由福建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及我校等9校组成的 “东南地区省(市)属师范大学校长协作会议”;(3) 由山西大学、广西大学、云南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贵州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大学、湖北大学、苏州大学、郑州大学、深圳大学、汕头大学、暨南大学、西北大学、杭州大学及我校等33校组成的“全国地方综合大学协作会议”。
京津沪4校协作会议于 1984年12月在天津大学举行首次会议,各校校长等参加。会议围绕师范院校改革、办学方向和学校各方面工作进行交流研讨,并签订了互派教师讲学、进修,互相委培研究生与接受硕士、博士学位申请等协作项目。此后,每年轮流在一所学校召开一次会议。1988年第五次会议扩大为各校党政领导参加。1986年和1989年的第三次和第六次会议在我校举行,分别就师范院校的体制改革以及在试行校长负责制的体制下,党委如何实行保证监督问题和加强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进行研讨。
东南地区省(市)属师范大学校长协作会议于 1986年1月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首次会议。会议达成了关于学术交流、科研协作、委培研究生与师资、编写教材等12项协议。协作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分别在每年5月和10月举行。 1987年的第三次和1990年的第十次会议在我校举行。其中第十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及师范大学如何更好地为基础教育服务。会议期间部分学校的音乐系师生进行了交流演出。
以上两个协作会议,除校级领导定期开会外,各校的教学、科研、人事、外事、电教、总务以及部分系科间也相应开展了一些对口交流与协作。
全国地方综合大学协作会议于1988年11月在云南大学举行首次会议,各校党政领导等参加。会议就领导体制改革、实行任务经费包干合同制办学以及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专业调整与改造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交流。会议通过了协作会议章程、主办《协作通讯》和确定每年举行一次协作会议等事项。至1991年共召开了3次协作会议。
在国际协作方面,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继1984年前已同美中科技资源中心 (APRC)、美国的桑格芒州立大学和日本的大阪府立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后,1985年以来,又先后同美国的加州大学北岭分校、纽约大学、印第安那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东南密苏里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波尔大学、日本的大阪市立大学、龙谷大学、大阪日中友协附属中国语学院、樱美林大学、大东文化大学、昭和女子大学、横宾市立大学、澳大利亚的南昆士兰大学及英国的英国文化委员会、上海—南昆士兰友好城市交流项目等院校与文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这种协作关系主要有 6种形式, 即:(1) 互派教师讲学或考察访问。(2) 由对方提供奖学金,我校选派青年教师出国进修。(3) 国外大学派遣长、短期留学生来我校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等课程。(4) 定期交换教材、学术刊物与学术资料。(5) 合作开展科研。(6) 合作办班。
1985至1991年期间,我校先后邀请了一批外国专家、学者来校任教或讲学,计有长期(一年以上)专家40人,短期专家102人。长期专家如美籍教师福斯特与夫人1980年起三次应邀来校任教,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抗日战争期间曾两次赴抗日前线慰问八路军将士,来校工作后竞竞业业, 1985年教师节被评为我校优秀教育工作者;短期讲学的如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化学系主任贝聿渠教授来校作微波方面专题报告,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主席哈立斯来校传播开发地理学科信息资源和文献工作经验,美国费城摩尔艺术学院院长爱德华·麦克基尔博士来校作美术教育的专题报告等。
为了加强与外国专家学者的长期合作与交流,从1987年起,先后向一批专家学者授予我校高级技术称号。至1991年,共授予名誉教授2名、顾问教授8名、顾问副教授与客席副教授各1名。这些专家在学术上具有突出的成就,接受我校授予的职称后,经常与我校进行学术交流及提供有关专业的最新信息与资料,关心我校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
与此同时,我校也积极选派教学、科研与领导人员参与国际交流合作、讲学与考察活动,藉以了解世界,吸取国外教学、科研与办学的新知识、新经验。据统计,近10年来,有37人次分赴10 来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与国际同行进行广泛交流,涉及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地理、哲学、文学、心理学等许多领域;有25人次应国外高校或研究机构邀请,出国合作搞科研;有75人次出国考察访问;有42人次出国讲学,其中八十年代前期主要派往日本,讲学内容主要是汉语、中国史与中国文学,八十年代后期逐步扩大到美、英、澳大利亚及港澳地区,讲学内容也扩大到数学、物理、地理、心理学课程。
此外,为了加强学校与国(境)内外校友的联系及校友之间的联系,共同办好上海师范大学,促进中等教育事业的发展,1988年10月成立上海师范大学校友会。陈云涛任名誉会长,顾翔任会长。1988年10月以来,先后召开过多次常务理事会、理事会议,就完善组织系统(建立分会、设立学科联络组)、加强联谊活动、支持母校建设、帮助校友提高业务水平、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活动等问题进行讨论和开展工作。至1991年,已建立17个分会。校友会还不定期编撰出版《校友通讯》,以介绍母校情况和交流校友之间的信息。
五、基建及教育、通讯设施的进一步完善
为适应教学、科研的发展及师生生活的需要,基本建设速度较快。1985至1991年间,增建各类用房20余幢,其中教学用房主要有1987年建成的第四教学大楼,面积为5208平方米;1990年建成的第五教学大楼(地理楼),面积为4080平方米;第三教学大楼(文史楼)原为3层建筑,1986 年加为4层 (局部为5层),增加面积1616平方米;1991年 建成电化教学中心楼,面积为1400平方米。科研用房主要有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配套款于1989年建成的实验中心楼和计算中心楼,面积分别为4436平方米和2561平方米;1989年建成的科技演讲厅,面积为693平方米。1986年新建图书馆,面积为7356平方米。生活用房主要有1985年建成的东部学生食堂,面积为2000平方米;这个时期新建成的东部第六至第八学生宿舍,总面积为8005平方米;西部第五、六学生宿舍由3层增加为4层,增加总面积1177平方米;西部教工家属宿舍增加10幢,总面积17648平方米。 还有学校自筹资金建造的专家楼(含留学生宿舍)、文苑楼、服务楼、生物系科研楼、伙食科办公楼、东部浴室和体操房等。此外,面积为2700多平方米的西部室内田径场建筑工程,已于1990年底破土动工。为了兴建第四教学大楼、教工与学生宿舍以及西部室内田径场,1986至 1987年间,学校东、西部新征土地46.077亩。
图书馆的建设与服务有了新的发展与提高。自1986年新馆落成后,现有馆舍总面积达 11324平方米。馆内设教师参考室2个、教师阅览室1个、学生参考室2个、期刊阅览室3个,还辟有文献检索室、视听室、缩微复制阅览室等。藏书量有了进一步增加,至1991年底已达170万册,文理科专业图书种类齐全,可基本满足教学与科研的需要,并在藏书体系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如收藏地方志1500多种,古代典籍1500多种,善本、珍本800多种, 各类目录索引2000 多种及现代知名作家著译与我国中小学教材、参考资料等。该馆新建的参考咨询部、技术部与情报服务部,为读者提供情报检索咨询服务,还为部分系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
这期间,各系、所、中心的资料室也有新发展。至1991年,全校有资料室18个,总面积 2270平方米,藏书267000册,订有中外文期刊3400余种,在各系、所、室的教学、科研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实验室建设有了新的规模和水平。八十年代中期,为了适应本市经济建设和中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我校陆续建立了一些新专业,与此相适应新建了一些实验室。同时,按上级有关规定,依照实验室建设标准,对新老实验室进行调整和重新规范,加强实验技术管理队伍建设与规章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实验室功能与水平。至1991年末,全校拥有实验室46个,实验用房面积10736平方米,其中教学型实验室(教学为主,兼搞科研)26个,研究型实验室(科研为主,兼搞教学)5个,服务型(服务为主,兼搞教学科研)15个。同时,学校通过各种渠道筹措经费,逐步改善实验条件。据统计,1978至1991年间,不含世界银行贷款,平均每年仪器设备投资170余万元。 1987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我校接受世界银行教育贷款210万美元,按规定其中90%用于购买仪器设备与图书资料,经过两次招标,共引进较先进的仪器备77个品目计742台(件)。 至1991年底,全校拥有各类仪器设备17350台(件),总值3293.63万元,比 “文革” 前增长17倍。其中单价在2万元以上的有221台 (件),价值1577万元。尤其是充实了一批先进装备,使我校实验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创造了良好条件。至1991年底,已开设实验课程116门;按教学大纲要求,基础课实验的开出率已达到112%,并更新了一批老实验项目,开出了一批新实验项目。新设专业如计算机教育、电化教育,在尚无统一教学大纲的情况下,也自拟大纲并开出了一批实验项目。
电话通讯设施的改善。1989年以前学校使用的是200门人工接转电话,设施陈旧,经常发生故障,给通讯联系带来许多不便。1987年8月起铺设电缆,安装新机房,历时两年,耗资90万元,于 1989年4月建成并正式启用较先进的906程控电话自动交换机,容量为800门,规划容量2000门。从此,结束了我校打内线电话需人工接转的历史,大大方便了业务通话。
各类用房的增建,实验仪器设备与图书资料建设、管理与服务以及通讯设施的进步,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件,也是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六、附属学校的兴办与发展
为了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利用师资条件方面的优势为基础教育服务,同时又为教育科学研究和毕业生教育实习提供固定基地,1985至1991年期间,我校除原有附属中学、教工子弟中学和附属小学外,又先后兴办了第二附属中学和上海市实验学校。
上海师大第二附属中学成立于1985年6月,地处金山石化新城。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石化总厂厂长顾传训与我校朱鸿鹗校长于1985年6月签订联合办校合同, 确定由我校负责办学全面工作与教学业务,该厂负责基建、经费、思政工作与后勤保障。同年6月14日举行挂牌仪式,宣布二附中成立;9月正式开学。与此同时,择址建造新校舍。
1989年底,座落于石化城海棠新村东首的新校舍建筑群落成后,1990年初学校迁入新址。校舍占地70亩, 建筑面积21778平方米。教学用房与设备条件之优越,可谓本市中等学校的佼佼者。 1990年6月,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副市长顾传训、市教育局、
我校及石化总厂等有关单位领导参加庆典。王基铭厂长与王邦佐校长为落成典礼仪式剪彩。
集高校智力与特大型企业财力为一体的二附中,在教育经费比较充裕的条件下,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改善教师进修、交流渠道,吸收我校毕业生充实师资队伍,还聘请高校与重点中学退休的高职教师担任教学工作。这种办学模式受到社会重视,《文汇报》曾在头版头条作了报导。
学校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多次被评为石化地区“文明单位”、“先进单位”和“唯一无犯罪记录的教育单位”。在教学上实施“因材施教,分层提高”是二附中的显著特色。这是根据石化地区招生面窄、生源质量层次多、差距大的情况采取的方针。学校提出“让尖子冒得出,大部提得高,差生不落伍”的指导原则办学。该校历年平均设初、高中班级24-25个。1990年在校学生1060 人。几年来,教育质量迅速提高,成为石化地区的第一流中学。该校重视体育,1987年、1989年被评为“上海市体育先进学校”。
1991年5月,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去二附中视察 ,并充分肯定了综合大型企业与高等学校优势联合办学的形式、良好的办学条件以及该校所取得的成绩。
上海市实验学校成立于1986年9月,地处徐汇区田林13村。 该校前身系我校教科所接受市教卫办委托进行的科研项目——教育体系整体改革实验而先后举办的3个 “中小学教育整体改革实验班”。1986年前,实验班寄设在徐汇区中、小学内。1985年春,市政府同意将原拟建田林路二小的校址改建实验学校。
1986年6月教学大楼建成后即于当年开始招收田林地区儿童入学。1987年5月10日举行学校落成庆典,市长江泽民及谢丽娟、陈铁迪、舒文、王生洪、袁采与市外办、侨办、我校等领导参加典礼。资助学校建设、年届90岁的爱国华侨林三渔和谢丽娟、舒文为学校落成剪彩。
学校占地面积9.5亩, 建筑面积为4433平方米,设施较为现代化。学校实行中小学10年一贯制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以早期开发儿童少年的智慧潜力,使智力水平中上的常态儿童获得比较全面、充分、自由的发展作为改革实验的主题。这项实验是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普通教育整体改革实验与研究”的子课题,通过课程、教材、教法与教学管理的全面改革实验,为2000年我国的教育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我校组成了由教师、教育科研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三结合”的实验教育队伍,由教育科学研究所具体负责对实验教学与科研的指导。
学校通过建立和实践教育实验新体系取得成效。新体系的特点有:建立层次分明的目标体系,10年一贯制的统筹安排与弹性管理(如允许完成学业的学生随时毕业),采用组块结构设置课程,自编教材并优化组合教材结构,构建整体性大德育系统,实行因材施教与发展个性特长,把教学指导的重点放在学习能力的培养上以 及确立科学的教学评估体系等。
该校在国内外获得较高声誉,主要因能按照和实现教育目标,早期、充分、合理地开发儿童少年智慧潜力,使学生在创造性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明显优于普通学校同龄学生。由于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的思想品德、身体形态、素质、机能均超过上海和全国中小学生的平均值。通过整体改革实验,以10年一贯制完成中小学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培养出优秀的中学毕业生。
1978年入学的第一轮实验班有3名13-14岁学生, 读完7年级后于1985年夏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少年班;另16名学生读完8年级后分别考入华东师大、中医学院、上海工学院等校,仅1名学生录取在大专。
在进行第一轮实验教育时,1982年和1984年续招了第二、三轮实验班。1986年建校后,每年招收1、2个班学生。至1990年,在校学生有7个年级、9个班,共292人。 建校后,为了加强学生课余活动组块,学制由8年改为10年。
除两所新办中等学校外,这个时期我校附属中学及教工子弟中学都有发展。附属中学随我校改名为上海师大亦改名为师大附中。该校在“加强基础,办出特色”的教改指导思想下,提出“一体两翼,优化素质”的办学模式,即以五育为主体,科研、美育为特色。在“丰体”方面,以改革教学入手,进行以“引导发现法”为核心的广泛的改革实验。1991年被命名为“上海市课程教材整体改革实验学校”,并在附中举办了向全市开放的观摩活动。该校的外语教学实验,经国家教委抽样测评后,被评为“全国中学英语教学成绩突出学校” (全国共5所)。由于教学质量稳步、大幅提高,近几年来,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初中毕业生考入重点高中的达80%,高中毕业生考入高校的达 98%,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关于科研特色,除历年报送徐汇区的教师教育科研论文数均超过限额,获奖数约占全区25%左右外,以学生为主体的“两小一高”活动搞得火热,小研究、小论文活动把70%的学生组织到37个学科小组和科技小组中去,3年间写出小论文4000多篇。参加本市或全国青少年科学讨论会每届平均有5篇以上论文入选。天文获全国一等奖,物理获两个全国二等奖。1986年全市科学讨论会4个一等奖该校获3个。作文比赛获华东六省一市一等奖,10城市赛一等奖。1988年底举行14城市90万学生参加的听、说、读、写比赛,获两个一等奖,一学生获特等奖第一名。……同时,该校还注重高科技普及,以漕河径开发区高科技厂、所为依托,开设高科技现场课。在校内建立高科技普及实验室和宇光天文台,进行高科技普及实验和天文观察与基础普及等。
关于美育特色,该校有起步早、位置正、立意新、项目全、成果多、影响大的特点。美育活动列入课表,作为必修内容,实行7个年级一贯制,开设14门美育课程, 并被指定为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美育专业委员会的挂靠单位,主办或参与主办全国普教美育研讨会及校长美育讲习班。在全国、省市级刊物上发表美育论文50余篇,著作10余本,自编《美育常识》已列为本市中学选修课教材,并承担国家《教育大辞典》美育条目的撰写。1989年,我校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建立的美育研究室设在附中。
为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拓宽办学模式,该校除全面实施课程教材整体改革试验外,还于 1989年秋办起了大学外语系预科班。1991年全校初、高中有24个班级,在校学生971人。
教工子弟中学自1984年成为完全中学后,当年起初、高中同时招生。该校由于教学用房困难, 1987至1991年间,在大学部第三教学大楼底楼先后3次增辟教室上课。 该校解决了考不上重点中学的教工子弟就近入学问题。全校教师发扬“严谨、勤奋、求实、进取”的精神,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做出成绩。在教学上他们增强教改观念,经常研讨教学业务,改进教学方法,注意因材施教,克服了因生源程度参差不齐给教学带来的困难。几年来,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中各门学科合格率达 100%,各门学科的平均分在徐汇区几十所普通中学中名列前茅;高中招生进分线按徐汇区最低分标准录取,学生基础较差,但教师注意情感教育,调动学生非智力因素,使高中绝大部分学科在会考中合格率达到100%。
学校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注意对学生进行行为习惯的培养,按年龄特征开展思想教育,并注意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的合力教育,定期召开各种类型的家长会,探讨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问题。
该校还积极开展教学科研活动,成立校、组两级科研机构,坚持教学、教改研究,规定教师每年必须结合教学与科研撰写论文。截至1990年,先后有98篇论文刊登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学校还汇编了5期(册) 《上海师范大学教工子弟中学论文集》,举办两期“科研成果专栏”和参加徐汇区科研成果展览会。1989年,该校被评为“区科研先进集体”。1990年,全校初、高中有10个班级,在校学生385人。
第四节 党的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
1984年,学校步入了“而立”之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上海师范学院,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经过短短6年时间的恢复与发展,开始呈现出勃勃生机。这时,全院已设有12个系、14个专业、6个公共教研室、 2个研究所和9个研究室(组)。学科专业的综合性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办学的层次和规格也日趋多样化。有25个学科专业先后招收研究生,其中11个学科专业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本科各专业自1982年起全部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部分专业开始招收专科生。还成立夜大学及举办各种形式的进修班、大专班和短训班。科学研究与学术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对外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除邀请外籍专家讲学和选派教师出国进修外,恢复接受来校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师资队伍既有数量上的增加,又有质量上的提高。 教师人数从复校初的782人增加到1086人,其中正、副教授120人,讲师576人。全院师生员工总人数达8400余人,成为建国以来上海地方创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所综合性高等学校。
一、更改校名前后
遵照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为了尽快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基础人才的需要,开创办学新局面,扩大对外交流,学校先后于1984年7月6日和8月1日,分别呈文上海市教育局和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申请将上海师范学院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并请转呈上海市人民政府审批。
1984年10月16日,我校双喜临门:30周年校庆,市政府宣布更名为上海师范大学。
校庆大会在东部礼堂举行。参加大会的来宾有副市长刘振元、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95岁高龄的老教育家吴若安以及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卫生办公室、市高教局、市教育局、市教育工会、共青团市委、市妇联、市社联、市学联、兄弟院校、区(县)委、区(县)教育局、教育学院和部分中等学校的领导、历届校友代表以及在我校工作的外国专家和夫人。党委副书记刘金鼎致词,院长朱鸿鹗作上海师范学院30年的回顾和展望的报告,刘振元、王元化、毛经权、姚庄行、张德龙等领导同志先后讲话与祝贺。
当市教卫办主任毛经权宣布市政府批准学校改名的喜讯时,全校上下无不为之兴高彩烈。
当天上午,在学校西部校门口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更换校牌仪式,刘振元副市长为仪式剪采。随后,新闻媒介对我校校庆与改名纷纷作了报导。
同年12月,市教育卫生办公室发出“关于对上海师范大学等校行政隶属关系调正的通知”指出,为理顺关系和加强领导,决定我校今后的办学规模、发展方向、专业设置、中长期计划及招生、分配等由高教局、教育局共同商定。有关学校的基建、财务、教学、科研、科技服务、研究生培养、外事、人事、学生思想教育、后勤与卫生工作等由高教局负责;学生的实习学校、有关中等教育信息等由教育局负责。根据通知精神,从1985年起,学校逐步划归市高教局主管。
学校的更名,标志着我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将为社会承担更为繁重的任务。
至1991年末,全校教职工计2455人, 其中专任教师948人,其中正、副教授359人,其他正、副高职65人。 学生7016人,其中研究生110人,本科生3822人,专科生1974人, 夜大学学生1090人,外国留学生(长期班)20人。
二、机构的调整与充实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先后调整、增设了若干机构与专业。教学方面,原有中文、历史、政治教育 (1989年改名政治法律系) 、外语、艺术、教育管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地理等12个系,1985年新设计算机科学系,1987年艺术系分化为音乐系和美术系;原有汉语言文学、历史学、政治教育、英语、教育管理、音乐、美术、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体育、中国古典文献学等14个专业,1985至1988年间先后增设了计算机科学、无线电物理学和电化教育专业, 使4年制本科达到17个专业。公共教研机构原有教育学心理学、马列主义、公共外语、公共体育、大学语文、德育等6个教研室,1986至1990年间新建军事教研室、公共艺术教研室,原马列主义教研室改为马列主义理论教研部,公共外语教研室脱离外语系成立大学外语教学部,撤销德育教研室改建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至此共有8个公共教研机构。 科学研究方面,原有古籍整理研究所和教育科学研究所,1985年成立文学研究所,1989年成立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所,1991年成立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行政方面,1985至1991年间,先后增设设备处 (后改为实验室管理处) 、科技服务处、基建办公室(后改为基建处)、财务处、研究生办公室、学生处、成人教育处、师资办公室、档案馆、审计室、监察室、党史校史办公室及节能办公室,保卫部改为保卫处,外事办公室改为国际交流处等。为加强离退休人员的工作,党委系统于1986年成立老干部办公室,行政方面于1987年成立退休教职工管理委员会。此外,还建立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1987至1988年间又建立实验中心、计算机中心、电化教育中心、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和出版印刷中心等6个教学科研实验基地与联合体。 还有上海市高等师范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它是受高教局委托在我校设立的。
三、校级领导人员的更迭
师大时期的党政领导成员,由于年龄到线或上级机关调动等原因,更迭情况较历史上其他时期频繁。上海师大成立时,党政班子由原上海师院的领导同志继任,即党委副书记刘金鼎(主持党委工作)、卞祥椿、徐宜尔;校长朱鸿鹗,副校长顾翔、陈祥元、林仲和。
此后,党委方面,1985年底刘金鼎离休。1986年2月,市委任命刘克任党委书记。4月,徐宜尔调离本校。1987年2月,提任皮耐安为党委副书记。 1987年6月学校第三届党代会,选举刘克、皮耐安为党委正、副书记。1990年2月,刘克调离本校,市委决定皮耐安接任党委书记。3月,提任林樟杰为党委副书记。同年12月学校第四届党代会,选举皮耐安、林樟杰为党委正、副书记。1991年3月市委任命徐千荣为党委副书记。
行政方面,1986年10月朱鸿鹗离任,市政府任命王邦佐为副校长(主持行政工作)。1987年5月,陈祥元调离本校。1988年6月,提任张德永为副校长。7月,市政府任命王邦佐为校长。1990年4月,增补林樟杰为副校长。10月,林仲和退休,提任吴祥兴为副校长。1991年底,顾翔年龄到线,提任陆耕丰为副校长。
至1991年底,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是:党委书记皮耐安,副书记徐千荣、林樟杰;校长王邦佐,副校长张德永、林樟杰、吴祥兴、陆耕丰。
此外,因工作需要,学校曾设立校长助理岗位。 从1986年4月起,先后有皮耐安、张民生、张德永、林樟杰、李培栋、刘志钢等6位同志担任过校长助理。1990年3月,学校决定改设“三长” 岗位,任命方宏烈为秘书长,李培栋为教务长,刘志钢为总务长。
第七章 深化改革开拓前进
第七章 深化改革 开拓前进(1992-1994)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从而使全党全国人民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在谈话精神的鼓舞下,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也是我校面临机遇和挑战的重要转折时期。两年多来,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深化改革,开拓前进,开创了上海师范大学建立以来的又一崭新历史时期。
第一节 综合改革全面启动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从而使全党全国人民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在谈话精神的鼓舞下,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也是我校面临机遇和挑战的重要转折时期。两年多来,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深化改革,开拓前进,开创了上海师范大学建立以来的又一崭新历史时期。
1992年春,我校广大干部与师生员工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谈话以后,深切地感到,只有抓住机遇奋发向上,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自身的发展。为此,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赶上形势发展的步伐。校党政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初步形成学校改革的基本思路:从转变机制入手,进行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是教育、科研改革,目的是提高育人质量。
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学校着手酝酿综合改革方案,成立了综合改革调研小组,及时召开全校中层干部大会进行发动,还先后召开老干部、民主党派、教职工等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经过集思广益,反复论证,1992年6月经党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审定,通过了《上海师范大学综合改革纲要》。不久又制订出实施纲要的若干细则。同年10月,成立了校综合改革办公室。就在这时,传来了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的喜讯。大会科学地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加速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党的十四大也为我校正在积极准备的综合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贯彻十四大精神,加快综合改革的步伐,学校对综合改革方案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若干实施细则进一步进行讨论和修改。并在第三届教代会第三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人事、分配等5项改革方案。为保证改革健康发展,校纪委制订了《关于保证我校综合改革顺利进行的若干意见》。到1993年初,我校综合改革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
首先是改革管理体制,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理顺党、政、工的关系。凡是学校重大问题都由党委集体决策,行政工作由校长全面负责,教代会参与民主管理监督。这样,既加强了党委领导,又保证了行政指挥的畅通。其次,从改革人事、分配制度入手,精简机构,优化组合,转变职能,提高效益。校部机关改革率先启动。为了实现精干、高效、小机关、大服务的目标,在认真调研和测算的基础上,又根据机关的实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裁并机构。把原机关中属经营型、生产型、有偿服务型的机构都归并到相关的实体中去;二是精简人员。改变了原来机关队伍庞大、功能混杂的状况,机关人员大大减少,初步形成一支人员较为精干,结构较为合理的机关干部队伍,达到了“小机关”的目标。同时,管理体制也作了相应的改革。行政机关取消原来的处、科建制以减少层次。根据工作性质和特点,组成6大办公室,即(1)行政管理办公室(行政办),下设校长室、规划和发展室、人事与师资室、财务室、国际交流室、安全保卫室、审计室、档案室和人才开发调节中心;(2)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思政办),下设思想政治、日常宣传、校刊3个岗位;(3)教学管理办公室(教学办),下设学籍管理、教学管理、招生与就业指导、实验室管理4个岗位;(4)科研与研究生办公室(科研办),下设文科科研管理、理科科研管理、研究生管理3个岗位;(5)校办产业管理办公室(校产办),下设计划财务、综合管理两个岗位;(6)后勤管理办公室(后勤办),下设计划财务、综合管理两个岗位。6大块都由一位副校长或教务长、总务长、校长助理兼任主任。岗位一般只有一位负责人,不设副职。在校长领导下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按自身规律进行科学管理。六大办都拥有相应的财权、物权和人事权,代表学校对该办下属的各部门进行管理。这就为“大服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机关改革中,学校把淡化职级观念,强化岗位意识作为机构改革的出发点。机关各部门在严格定编、定岗、定责的基础上,按优化组合、双向选择的原则,实行全员聘任,一级聘一级。聘任者有权低职高聘、高职低聘,或者不予聘任;被聘者可以受聘,有正当理由也可以拒聘。这样,历来“吃大锅饭”,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惯例被打破了。新老干部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才华。各类人员的待遇按国家工资和校内工资双轨运行。校内工资按责任大小分成若干等第,按工作考绩拉开分配差距。
简政放权,增强基层活力。改革中,改变了以往由学校纵向按条管理的办法,实行划块后工资总额和业务费包干,各块责、权、利结合的管理体制。学校给系一级以充分的自主权,同时对系实行宏观调控、监督和目标管理。简政放权,为系、所的办学增强活力,教工的自主意识和积极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紧接着,系、所的改革试点工作也开展起来了。根据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开的办法,先在地理系、图书馆等单位进行试点,然后全面展开。
学校把各单位的定编作为改革启动的基础,科学地进行定编、定岗、定责,并说明一定两年不变。在“三定”的基础上,同样实行全员聘任及国家、校内职级双轨运行的新制度。为了保证聘任工作顺利进行,学校成立了聘任、聘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才开发调节中心。前者对有争议的聘任进行调解,后者对不予聘任的人员进行调节。
分配方面实行工资总额承包及国家、校内工资双轨运行的分配制度。学校对各大块依其编制总额及内部人员的职级结构,核定工资总额,实行承包。
在聘任的同时,健全了考核制度,加强对教学质量和管理工作的考核和评比,按质和量实行校内工资和奖金的分配,多劳多得,优秀有奖。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被打破了,教职工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
1993年上半年,党委组织广大干部和教职员工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扎实工作,对综合改革进行精雕细刻的微调加工,并提出校、系改革初见成效的衡量标准,使各单位、各部门各司其职,以求得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
同时,系所室的改革在地理系试点的基础上,学校又批准了计算机系和体育系正式启动改革。校产、后勤改革方案通过论证也进入试行阶段。之后,条件成熟的系所的改革相继启动。到9月份,学校开始按照新的体制运行。
从1993年下半年起,学校的综合改革主要是加强改革力度,在聘任制、责任制、按劳分配上下功夫,把解决“清贫”与解决“清闲”结合起来,并使改革在教学、科研、后勤、校产等各个领域中得到深化。
为了加强学校改革的力度,促进改革的深入发展,党委书记皮耐安和校长王邦佐写信给市委。在吴邦国、黄菊、陈至立、徐匡迪等市委、市府领导的亲自关心下,12月18日,谢丽娟副市长带领有关委、办、局领导一行10余人来校现场办公,落实市委、市府关于重点支持上海师大的指示精神。谢副市长希望各方面支持上海师大工作,并宣布市府将在3年内拨专款4600万元支持我校实现“一年变个样,三年大变样”的目标,表达了市委和市府对上海师大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全校师生员工的殷切期望。因此,学校把此项任务命名为“期望工程”。为了尽快落实“期望工程”,学校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负责制订落实规划,组织协调具体的落实措施。同时,学校还提出了3年实现“三个变样”的目标,即校容校貌变样;师生教学生活条件变样;精神面貌、精神文明建设变样。
1994年元旦刚过,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到上海视察工作。1月9日在我校召开全市高校领导及教师座谈会。随同李副总理来校的有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副市长徐匡迪以及教卫办、高教局、教育局的领导。会上,王邦佐校长首先汇报了我校综合改革的成果和体会,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李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对全国教育改革的形势作了分析,并对当前工作提出要求。这一切都鼓舞着我校全体教工以新的姿态投身到改革和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大的成绩迎接建校40周年。
这个时期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有所变动:徐千荣于1993年4月兼任副校长。张德永于1993年9月、林樟杰于1994年2月先后调离我校。此外,1994年3月,提任阮兴树为校长助理。
第二节 教育改革深入发展
教育改革是学校改革的核心。近几年来,随着上海经济形势的发展和中学教育改革和社会需求的发展,我校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
1992年2月,市教卫办主任兼高教局局长王生洪、高教局常务副局长伍贻康等来校指导工作,并转达市委、市府领导对上海师大的重视和关怀。市领导提出,在上海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尤其要加强基础教育,加强上海师大的建设。学校根据这个要求确定了发展的长期目标,就是要办成比较现代化的,在全国同类学校中具有一类水平的师范大学。不仅为上海培养高质量的中学师资,而且某些学科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为实现这个目标,学校组织人员对毕业生工作情况进行跟踪调查,还对本市中学试点改革现状作了调查。同时,各系相继建立优化专业教学计划的工作小组。政法、历史、外语、数学、化学等6个系为先行单位。10月,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要课题的《从中学优秀教师素质调查,探索高师学生培养方案》取得阶段性成果,为优化师范教育专业教学计划提供了大量资料。6个先行点也分别摸索出一套经验,学校及时总结推广了他们的做法,促进了修订教学计划工作进程。到1993年初,14个师范本科专业修订教学计划的工作全面铺开。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各系优化师范教育专业教学计划工作取得初步成果。
到1993年9月,入学的93级新生开始使用新教学计划的第一学年度执行计划。《从中学优秀教师素质调查,探索高师学生培养方案》这一科研课题在全体参与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于1994年2月全面完成主课题与7个子课题的研究报告。4月,学校专门召开研讨会,得到专家同行们充分肯定。这一研究项目历经3年,其成果有力地促进了本科教学计划的优化工作,也进一步展示了全面推行学分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上海地方师范教育史上是一个调查与研究相结的盛举。
为了优化学生智能结构,学校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外语与计算机教育,规定自93级起将CET-4级合格成绩作为授予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同时决定自93级开始在本科教育中全面开设计算机课程。为此,学校专门建立了3个教学点,添置了120台计算机,提供教学的物质保证。在外语教学方面,通过强化教育,学生的英语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考试合格率和平均分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本科生参加cet-4级考试合格率,结束了80年代末在30%上下徘徊的局面。1992年在全国平均分下降约7个百分点的情况下,我校的合格率却在1991年61.2%的基础上又递增1.2个百分点,达到62.3%。英语专业参加全国基础阶段4级考试,连续4届平均分不仅超过全国平均分,大大超过师范院校平均分,还超过外语类院校平均分。1993年又创新成绩,统考合格率全国为59%,师范院校为44.86%,我校达70%;平均分全国为61.86,师范院校为57.72,我校为63.75。另外,学生的知识结构有了改善,在1992年和1994年美国大学生数学模型竞赛中,数学系两支参赛队继1991年获奖之后,又连续两次荣获优秀一等奖和二、三等奖,实现了三连冠,为学校、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一专多能的新型人才,学校对副修系列课程作了调整,共开设22个系列,有微机应用、英语、程序设计与信息管理、会计学、家政、公关实务、广告实务、商业实务等。这些课程文理交叉,适应社会需要,深受同学欢迎,报名人数达1023人,占92级本科生的91%。
除了改革课堂教学外,还建立教育见习与实习基地,加强实践环节。目前已与本市中学建立合同或实习基地68所,另有非合同形式的40所,可接纳2000人进行教育实习。政法系与教管系在田林地区建有相对稳定的教育见习基地,学生到中学去指导课外活动和开展班主任工作,颇受中学欢迎,学生也得到了锻炼。
学校还加强与基础教育的联系,聘请于漪、高润华、包启昌、顾泠沅、冯恩洪、张世定等29位中学特级教师、高级教师为兼职正、副教授。他们向本校师生介绍中学教改经验,培养青年教师,为学生开设讲座和上示范课,为培养合格师资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高教局的支持下,学校还在生物系与化学系进行实验室综合改革试点。改革的目标是三个突破、一个建立,即突破实验室完全依附于理论课的传统观念、突破实验教学目的在于验证理论的模式、突破现行实验管理体制,建立一个与理论教学平行的,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以实验技术为主线的,独立的实验教学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体制。改革实验教学体系,根据现代科技发展状况,以“三基”培养的统一目标出发,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把无机、有机、物化及仪器分析的实验组合,分为基础实验Ⅰ、Ⅱ、Ⅲ三个阶段的实验课,并增设“综合化学实验”和“计算机在化学教育中的应用”等课程。
在上海改革开放和开发浦东的新形势下,学校立足师范,同时为社会培养多种急需人才,参与浦东开发建设。1992年9月,政法系开办劳模班,招收全市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劳模进行深造。在38周年校庆之际,成人教育学院揭牌,进一步拓宽了办学渠道。新成立的成人教育学院设立两部一室:学历教育部、非学历教育部和办公室。开设的学历班有本科和专科。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学院设立房地产、办公室自动化、文秘、金融财会、外贸商检、英语等非学历大专课程班,还承担国家委托的自学考试及全校教职工的培训任务。成人教育学院还把招生范围扩大到浦东。1992年共招收非学历班学生400多人。
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确定了教育改革的目标和发展方向。不久,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市府副秘书长冯国勤和教卫办、高教局领导来校调查研究。陈至立在讲话中强调了上海师大在上海教育中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上海师大应成为环境优美、设施一流的学校。并对办好学校提出了具体要求。
为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精神,上海于1993年5月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本市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基本思路。会上提到要改变单一的由高师培养师资的模式,形成以高师为主,多渠道培养中学师资的新格局。这对我校来说是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遇上了新的机遇。在这种形势下,学校主动调整办学方向,讨论了上海市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基本思路。会上提到要积极主动地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在培养中等教育师资中起骨干作用;同时多渠道、多形式地培养其他社会急需人才。
根据这一办学方向,学校继续贯彻为本市中等教育服务的方针,但着力于提高办学质量,以培养跨世纪的高质量新师资为目标,既要适应本市基础教育的战略变革,适应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方案的实施,又要增强在师资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为此,学校进一步探索培养人才的新模式。经过缜密调查研究,经高教局批准,1993年秋季提出实施“一本一专”双专业学历教育的方案,即在校的本科生学有余力的可在学习本科教学计划课程的同时,申请修读另一专科教学计划,读完全部课程,考试合格者,发给专科毕业证书。“一本一专”的专科专业有文秘、计算机应用、国际工商金融管理和经贸英语4项。“一本一专”方案推出后,受到广大同学欢迎,有432人踊跃报名参加修读,占本科生的10.4%。1994年春季开学时,已在一年级学生中正式开课。
为实现把本市建成经济、国际金融与贸易中心的战略目标服务,学校把培养复合型、外向型人才,培养社会急需的短缺人才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并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和高等教育自身的规律,一方面压缩长线专业招生规模,增加音乐、美术、体育与英语教育等短缺专业的招生。另一方面,改造传统学科专业,调整专业布局,设置与发展应用学科。在市高教局的支持下,1993年9月获准设置旅游管理和装潢美术设计2个本科专业,并同意筹建公共关系和贸易经济(涉外商务)专科专业。同时,还批准2个本科、9个专科非师范大专学历课程班招收自费生。拓展了作为高师的上海师大在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服务功能,并为提高师资队伍的结构和学校的学术水平提供了基础,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新的领域。
学校为了开拓办学新路,支持新区开发,还与浦南中学携手合作,在该校设立“上海师大浦南大专部”。各系科也积极开创办学新路子,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数学系着力拓宽联合办学的渠道,与市人事局浦东新区办事处、上海审计师事务所高申分所联合开办“国际会计和国际工商金融管理”大专班。历史系在保持历史专业优势的前提下,扩大学科容量,增加了社会学、公共关系学、新闻学等课程,又增设非师范专业的公共关系专业。并于1993年9月更名为历史社会学系。
另外,学校打破了原有的校、系两级办学体制,1993年11月建立外国语学院,1994年3月又建立商学院。
成人教育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大有作为,飞速发展,相继建立“上海师大成人教育学院浦东分部”、“上海师大成人教育学院闸北分部”、“上海师大成人教育学院市中分院”和“旅游人才培训中心”,大力开展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1993年举办的20种非学历大专课程班共招收1000多名学员。受国家委托的音乐、美术两专业自学考试获准招考本科段学生,导游与旅游管理专业也于1993年开考。1994年又筹建“上海师大浦东继续教育学院”。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校研究生工作也有很大发展。不仅招收本市和全国各地的研究生,还面向国外、境外招收研究生。现已招收国外博士研究生2名、境外博士研究生2名以及国外硕士研究生2名。1993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本校为新增硕士单独考试单位。从此,我校可以单独考试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研究生。1994年2月,经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在我校增设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点,学科教学论(化学)和音乐学(音乐教育)两个专业硕士点。孙逊教授、潘悟云教授和王小盾研究员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我校已初步形成一支力量较强、水平较高、年龄结构比较合理的研究生导师梯队。1994年有博士生导师4人,硕士生导师122人。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调动研究生导师精心培养研究生的积极性,激励他们争挑重担,多作贡献,学校对研究生导师实行流动制。
另外,学校还对原有的传统专业进行合理调整,增设了新的研究方向。如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开设了山水文学和旅游文化研究方向。现代汉语专业,开设了对外汉语研究方向。课程设置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老专业通过调整,生源大有增加。为了鼓励研究生的学习,82岁高龄的朱雯教授主动捐资设立“朱雯文科研究生奖励基金会”。
人才培养的关键在教师。在教育改革中,重视抓好师资队伍建设,使我校的师资队伍不断得到优化。
根据国家人事部、国家教委和市人事局、市高教局关于在高校进行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的精神,1992年3月,学校在已核定各部门编制的基础上,按合理的教师职务结构比例,兼顾学科分类和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设置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使原来职称与职责相分离的状态转变为职务与职责相结合,强化了广大教师的目标意识和竞争意识。一大批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有3名45岁以下青年教师评聘为教授,12名40岁以下青年教师评聘为副教授,逐步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至1994年6月,我校教师有828名,其中正高级83名,副高级301名,中级335名。为了提高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平,学校尤其重视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三年来,中青年教师参加国内访问学者、在职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单科进修等共100多人次,公派到国外讲学、进修36人,其中20人已完成学业,如期回归,他们为更新知识、开设新专业、改进教学方法和开拓科学研究新领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自1992年以来学校在严格考核,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胆引进紧缺的专门人才,充实了学科带头人队伍。对肩挑重担的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点学科带头人给予校内特殊津贴。在房源还很紧张的情况下,学校用8%家属宿舍房源奖励作出贡献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和引进教师,稳定了骨干教师队伍,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有3位教师被评为1992、1993年度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19位教师获1993年度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二、三等奖,56位教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位教师获1993年市高校精英提名奖,7位青年教师获市优秀青年教师称号,2位教师被评为市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导师,29名40岁以下青年教师被评为校优秀青年教师。
学科建设近几年有了较大发展,至1993年,全校102个学科中,一类学科已从原来的23个上升为36个,三类学科从原来的27个下降为20个。
课程建设也有很大进展。根据“八五”规划,学校每年投资5万元,经课程建设委员会审议确定全校各系83门主干课程作为建设对象。目前在建49项,其中通过验收33项。在1992年上海地方高校优秀教材评选中,我校共获7项市级优秀教材荣誉奖,占市地方高校该次获奖项目的30%。它们是:王邦佐的《政治学概要》、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刘德生的《世界自然地理概论》、童一中的《生物统计法》、许威汉的《训诂学导论》、王铎全的《历史教育学》、吴迪胜的《化工基础》。其中《政治学概要》与《中国历史地理》分别荣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和优秀图书特等奖。郑克鲁领衔的《外国文学史》和祁光路主编的《和声学》已列入国家教委文科和艺术类统编教材。由杨德壬主编的中学化学课程教材得到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和教科中心的高度评价,并受国家教委化学教育委员会委托,在本校主办中学化学教育学术研讨会。
1994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作重要讲话,指出:“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职业是崇高而又艰辛的,应该受到全党全社会的尊敬。”会议指出,基础教育是“重中之重”。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此,要办好各类师范教育,培养合格师资。高等教育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江总书记江话和会议精神大大鼓舞了我校师生员工。为了对教育资源实行优化配置,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经市政府决定,国务院批准,我校与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合并组建新的上海师范大学。
第三节 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
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教育改革深入发展的同时,科研、校产、后勤领域的改革也全面展开。不断深化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职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积极性,使学校各方面工作跨上了新的台阶。
科研改革从理顺管理体制,完善管理规范入手,着重抓重点科研项目,抓应用研究,注重出成果,增效益。
1992年下半年,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中,科研机构也相应作了调整,撤消了原有的科研处和研究生办公室,成立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同时,对研究机构作了调整,对人员作了精简,初步理顺了科研系统的关系。为了发挥我校综合学科研究的优势,开拓新学科研究,1993年先后成立了地域研究所和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所,1994年又成立陶瓷艺术研究所。同时,为了加强理科应用科学研究,1992年成立狮龙光电技术开发研究所,1994年又成立应用统计与科学计算研究所。不断深入的改革调动了广大教职工尤其是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科研工作有了显著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收到较好的社会效益。
文科科研工作出现了兴旺的局面。1992年至1993年,学校已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6项,上海市“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7项,上海市普教“八五”教育科学基金课题4项以及市属地方高校文科科研项目64项。总经费43.6万元。1993年文科科研项目经费是近几年最高的一年。此外,还有青年教师科研基金和校科研发展基金资助项目66项。学校的文科科研项目的增加既反映了广大教师进行研究的积极进取精神,也为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条件。在承担国家、市级重点项目研究中,培养了一支学术功底扎实,学术思想活跃,学术方向明确,学术研究能力较强的中青年科研骨干队伍。
1993年统计表明,承担国家和市级重点文科科研项目的55岁以下中青年课题负责人已占负责人总数的82.9%。为此,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广大科研人员的辛勤劳动迎来了科研成果的丰收。据不完全统计,1992和1993两年,文科教师和研究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为673篇(包括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出版各类著作155部(包括合作编纂)。其中有体现师范性特点,为基础教育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成果;有与教学互相结合,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创新、突破的成果;有在应用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领域里进行开拓性研究的成果。有35项成果获1986—1993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王邦佐、庄有为等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政治卷》获著作一等奖,张斌撰写的《与语言符号有关的问题》、燕国材撰写的《论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和王小盾撰写的《唐代酒令与词》获论文一等奖。
理科科研项目和经费也有明显增长。1992和1993两年,全校理科承接局级以上科研项目、横向科研项目共109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火炬)2项,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项目1项,上海市高教局科技发展基金项目31项,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学术基金项目3项,其它局办和企事业单位委托的课题(即横向科研项目)69项。科研经费逐年增加,1993比1990年翻了一番。广大科研人员在基础薄弱、条件较差的情况下,用自己辛勤劳动的心血和汗水,使许多科研成果通过鉴定、评审和验收,不少成果获得科研奖励。
杨庆尧研制的“PSP云芝糖肽”和叶际伦等与上海电力设计研究所合作项目“FSR-心肺复苏模拟人”获得第四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陈荣梁研制的“RL-2型防紫外、防眩目、防疲劳眼镜片”获第四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银奖。陶康华、孙振华等的“上海城市灾区高发区分布及预测研究”和陶康华、顾其麟等人的“上海市航空遥感综合调查”分别获1992年和1993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10月,第二届上海科技节隆重举行。科技节期间,我校有9项高科技研究及开发成果参加博览会,其中6项获奖。张功镀等研究的“液体物料储运微机监控管理系统”和杨庆尧发明的抗癌新药“庆康云芝糖肽(psp)”获金奖,葛葆桂等的“高性能、安全型、预热式荧光灯电子镇流器”获银奖。还评选出近两年来的先进科技集体和先进科技工作者代表,有力地推动了科研工作的发展。另外,1992年以来,我校还有10个项目获得专利权,其中发明专利3项。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理论指引下,为了更好地为上海经济发展服务,学校理科科研工作重点转向科研成果产业化,加强应用课题的研究,已取得良好的发展势头。不少科研成果在产业化、商品化方面取得可喜进展,有的科研成果已处于国内同专业、同行业的领先地位。1992年,“云芝糖肽(psp)商品化”项目被正式列入国家和上海市火炬计划。1993年6月,由于二期临床试验取得良好疗效,获得国家卫生部颁发的中药二类新药证书,并由校新康制药厂投入试生产。该药厂已成为学校重要的高科技骨干企业。生物系百奥奇科技实业公司积极加强横向联系,合作开发新产品,其产品已销往全国22个省、市,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物理系又新开发了国内首创的电脑镜、电视镜、夜视镜和抗疲劳镜老光等系列新品种。该系5种系列的电子数字化电工仪表通过与南通精密仪表厂合作开发,于1992年底通过产品鉴定并投入生产。化学系的sh-1氨基固化剂形成中试生产规模,年产值达50余万元。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开发的djk3000系列“油品储运监控管理系统”的多种科技产品,均居国内领先地位。狮龙光电技术开发研究所开发成功的“高性能、多功能荧光灯电子镇流器”已投入试生产。重点学科建设也有新的发展。1994年4月,首批校重点学科中国近代史、现代汉语、教育心理学、世界文学、应用数学、电化学顺利通过校重点学科评审委员会的评估验收。
重点学科的发展,推动了系科的学科建设、基础研究和科研队伍建设。如数学系的应用数学两年来共获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市自然科学基金和2项高教局青年学术基金的资助。在线性拓朴空间理论、微分方程数值解理论、广义逆理论、可靠性统计理论、模糊数学、复杂系统和混沌理论等方面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每年有10多篇论文被美国著名刊物《数学评论》摘录,5位教师还应邀作为美国《数学评论》的评论员。
1993年12月,学校为切实贯彻《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工作的意见》以及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召开科研与研究生工作会议,围绕改革与发展两大主题,总结经验,确定工作目标,提出对策措施,为开创科研工作新局面打下了基础。会上,学校重奖了研究发明“云芝糖肽(psp)”的专家杨庆尧和他主持的研究室。会议还根据深化改革的要求,提出《上海师范大学关于调整和使用科研编制的试行办法》(讨论稿)等10个管理性文件草案,供大家讨论修改,为科研和研究生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打下了新的基础。
科技开发和校产工作以改革促发展。1992年以来,加大了改革力度,加速了发展步伐。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中,撤消原来的生产处,建立校办产业管理办公室,对学校的科技开发和校产工作进行全面管理和宏观调控。1994年校办产业系统已拥有科技开发总公司、经贸总公司、高校仪器设备公司、高创电脑技术工程公司、格林环境科技公司、亚申机电实业公司、生化实业公司、上海双狮工贸公司和中外合资的上海海龙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8个公司以及印刷厂和新康制药厂2个工厂。系办的有百奥奇科技实业公司、通力实业公司、永亮眼镜公司、上海汉宇综合发展公司、上海博大艺术发展公司和校办工厂经营部。另外,学校还制定了《关于加强科技开发,发展校办企业的暂行规定》,对校产系统企业进行各种改革尝试。在这些企业里,普遍实行干部聘任制和职工上岗合同制。干部招标上岗,双向选择。职工签订合同上岗。并改革分配制度,把工资与劳动效益挂勾。有的厂还试行风险抵押承包责任制。同时改革管理体制,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科技开发总公司从1993年起由管理型向实体型过渡,转轨第一年就获得30余万元经济效益。1992年新成立的经贸总公司积极拓展业务,从校内到校外,从浦西到浦东,从贸易到金融,管理上缩小经济核算单位,并把职工的收入与核算单位的经济效益挂勾。公司开创仅一年,已初具规模。现有4个二级独立法人单位、3个子公司、6个经营门市部,并拥有1800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固定资产增值近100万元。
校产系统产业贯彻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方针,大搞科技开发,走科技兴业之路。1993年,共完成并通过技术鉴定的科技成果4项,申报批准专利权的8项。其中电子镇流器、单轴自行车2项成果已转化为商品。4项专利已应用于生产和工程项目。创建只有一年,仅有11个在编人员的高创电脑技术工程公司依靠自己的科技优势,1993年一年就完成纵向科研项目3项,横向科研项目6项,承接工程项目8项。共创利润50万元。并与德国、日本有关公司和外省市合作,在石油化工系统打出了牌子。
校产系统的效益也在发展中逐年提高,1993年创利税800多万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上海地方高校中名列前茅。
1993年底,学校制订《上海师范大学校办产业系统部分系列专业技术人员自主聘任的试行条例》,并成立专业技术职务自主聘任资格评审委员会和评审组。首批自主聘任了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7名,中级专业技术职务10名,调动了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进一步稳定了校办产业队伍。
后勤改革开始探索新思路,就是继续改革后勤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后勤服务校内社会化。
1992年9月,学校提出要加快后勤体制改革,并将后勤改革作为学校综合改革的试点。《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发表后,学校对后勤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更明确了,确定改革的思路是立足校内,面向社会,逐步使后勤服务与社会接轨,与市场经济接轨。同时,召开后勤系统深化改革大会,动员后勤职工积极投身于改革热潮中去。
改革中,按照“小机关、大实体”的思路,重新组合后勤系统的机构。取消原有的处、科建制,建立由总务长直接领导的后勤管理办公室,对后勤系统的各个单位实行宏观管理。其编制属校部机关。同时将原有的总务处、基建处、节能办、服务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划归后勤系统管理,并重新组成5个经营服务实体,饮食服务中心、生活服务中心、接待服务中心、房产管理服务中心和基建维修服务中心,形成了一个包括吃、住、行、通讯、生活服务和后勤管理的大后勤体系。各中心都是相对独立的服务实体,具有相对独立的人事权、分配权、干部聘用权、机构设置权和资金使用权,还可以自行确定发展项目。
经济上建立“二级管理,三级核算”和“大包干“的财务管理制度。后勤办和各中心都建立各自的财务室,实行二级管理。后勤系统各单位均实行独立核算。分为后勤办、各中心、各基层单位三级核算单位。学校按1992年对后勤的实际投入为基础,要求后勤内部消化一部分后,核定每年的投入数,后勤办再拨给各中心。超支不补,节余分成。各中心按协议完成创收上交任务。
启动阶段,学校还增加对后勤的投入。后勤创收的上缴额,全部用于后勤设施建设,提供土地建造新招待所,拨给房舍扩大配膳公司等等,增强了后勤的活力。
人事方面建立定编和逐级聘任聘用的管理体制。后勤办在学校核定的编制数内,对各中心进行定编。各中心根据满负荷运行的原则,确定各岗位的上岗人数,在核定的人员编制数内聘用人员。聘任中贯彻逐级聘用、公平、择优和双向选择的原则。后勤系统的分配实行双轨制。国家工资按原标准执行,校内工资按岗定酬,强化了岗位责任和按劳分配。
为了提高服务质量,还建立了内外结合的监控体系。后勤管理办公室是后勤系统内部的监察部门。外部还设有一套监察机构,除校审计、监察部门外,1993年5月建立后勤服务民主管理委员会,共同对后勤工作进行考核、监督。
后勤改革的新思路,新措施,带来了新的变化。后勤干部、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了,“以外补内”取得初步成效。
1993年6月,为了解决中小学生吃饭问题,在教卫办支持下,成立了莘莘营养配膳公司。由于价低、质好、有信誉,订户猛增,供不应求,只能控制每天的订数,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得到了国家教委和市委、市府有关领导的肯定。后勤改革增加了财源,贴补了副食品价格上涨的差额,保证了学生食堂的价格稳定。同时也提高了后勤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生活服务的质量。
在深化各项改革的同时,学校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国内外的协作与交流。1992年以来,我校先后与日本京都教育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以及韩国全州大学等院校和友好机构建立友好交流协作关系。这一时期,我校还先后聘请了长期专家20人,短期专家38人。外国专家帮助我校开设新课程,建立健全新学科,帮助解决科研难题,共同培训师资队伍等,为提高我校的教学、科研水平作出了贡献。为表彰他们所作出的贡献,黄菊市长授予英国专家简?亨利“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顾问教授中泽敏先生和美籍教师西尔斯女士“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日本专家平井八重女士荣获“上海师大优秀教师奖”。
为了传播和弘扬祖国的民族文化,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1993年3月成立了上海师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下设对外汉语教研室、中国文化教研室和中国民族艺术教研室。该学院成立后,使我校招收留学生的层次从单一的语言进修生逐步扩展到招收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高级进修生和研究学者等多种形式。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从1992年至1994年6月,共招收长期留学生168人,短期留学生443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也日益广泛,1993年3月在我校召开了“中英课程发展研讨会”。
另外,我校还先后接待了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业等外国团体和友好人士106批共651人次来校参观访问,扩大了我校在国际的影响。基本建设和教育设施在这几年中有较快发展。1992年学校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共632.73万元,竣工项目有外语教学楼2675平方米。1993年学校又投资489.60万元,已经竣工的有室内田径场2739平方米、教工住宅4542平方米、西四学生宿舍加层611平方米。1994年峻工的有美术教学校3558平方米,另有校医院2242平方米,教工宿舍2837平方米,西三学生宿舍加层611平方米和自筹资金建造的校学术交流中心正在加紧施工,争取年内交付使用。这些项目的完成,使学校的教学条件有了进一步改善,教职工的住房紧张状况也得到一定的缓和。
附属学校在改革的大潮中也愈办愈好,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为迎楼21世纪的挑战,附中在有效地运行了13年之久的“一体两翼,优化素质”的办学模式的基础上,又提出“塑建t、x、o型精美学校”的办学范式。他们借用这三个英文字母的外在形象表达自己的教育理想和办学架构。在这一办学范式指导下,从对学生的“终身负责,整体培养”的教育价值观出发,又推出了“三流合一、整体推进、德美一体、双轨并进”的德育体制(“三流合一”即以中华传统美德为源头,以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为主流,以西方积极价值观为支流;“双轨并进”即基本观点教育与行为规范养成),提出“标准化教学与个性化发展协进”的教学体制等一系列深入教育改革的新举措。近几年,附中学生在国际国内竞赛中屡屡获奖,其中国际奖2个、全国和市级一、二等奖50余个。还有3名学生赴日本、香港出席国际会议与留学。
二附中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1992年6月,校党政领导亲自带领师生赴安徽灾区进行访灾、慰问、考察,在石化地区和安徽引起反响。该校还充分发挥高校与企业联合办学的优势,提出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培养目标,得到市政府督导室的肯定。1994年,由于上海石化总厂重组,原总厂与我校双方办学改为上海金山实业公司、上海石公股份有限公司与我校三方联合办学,为此,成立了“上海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联合办学管理委员会”,对二附中办学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决策。二附中成为上海金山实业公司的直属单位。
1992年5月30日,实验学校迎来了5周年校庆。原市人大副主任、实验学校名誉校长舒文、市教卫办主任兼高教局局长王生洪、市教育局局长袁采以及教育界前辈、日本友人参加了校庆活动。实验学校向来宾们展示了自己面向21世纪教育实验的探索,实验改革的成果以及学校的发展变化,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好评和国家教委、市领导的肯定。王生洪指出实验学校有三点不同寻常:一是面向中上智力的学生具有推广价值;二是学制缩短两年,有利早出、快出人才;三是整体全方位改革,力度较大。他赞誉实验学校是教育改革的基地,教育科研的模范,培养现代化人才的摇篮。实验学校始终坚持普通教育整体改革实验与研究,并取得成果。他们还一贯重视高雅文化艺术教育,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学生,提高了教育质量和学生的文化素养。
为继续加强这方面教育,实验学校附设的钱君艺术学校暨钱君艺术陈列馆开馆揭牌仪式在1994年2月28日举行。市委副书记陈至立题词“艺坛精美”志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炳华等领导出席仪式。钱君和夏征农、舒文、丁善德等为艺术学校和艺术陈列馆揭牌。并在我校设立“钱君文学艺术奖”,旨在激励我校师生攀登文化艺术高峰。
为适应徐汇区康健地区普教的需要,1991年我校与徐汇区人民政府联合在该地区创办上海师大第三附属中学。1992年6月建成,占地18亩,建筑面积5512平方米。同年9月招生初中预备班学生,共5个班级206名学生。
第四节 为创建文明单位而努力
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党委“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注重转变观念,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结出了累累硕果。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发表后,党委及时组织中层以上干部和全体党员学习。通过学习,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推进学校的综合改革和教育改革打下思想基础。以后,党委又采用学习班、上党课、专题报告等形式,组织干部、党员深入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党的十四大精神以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坚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增强了广大党员党的观念、全局观念和艰苦奋斗的观念。同时,学校还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参观访问活动,大家耳闻目睹了改革开放15年来上海的巨大变化,进一步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和实现“四化”的信心。1993年7月1日,成立了上海师大党校,大部分系科相继成立了业余党校。党校成立至今已举办了5期学习班。有全校党员教授学习班、“高举党风廉政建设旗帜”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学习班以及要求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共有387人次。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1994初学校发出《校系党政领导干部保持廉洁的若干规定》和《校系党政领导党风廉政责任制》。
为了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能团结和带领群众卓有成效地进行改革和建设的战斗堡垒,1992年下半年开展党支部达标创先进活动。在此基础上,1993年上半年进行党支部达标创先进考评工作。经考评,全校57个支部,62%的支部达标或基本达标。接着,又在全党开展民主评议工作,重点评议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在本职岗位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投身学校改革的情况,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实现自我教育。在加强党员教育的同时,积极做好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工作,不失时机地在大学生和青年骨干教师中发展党员。发展工作坚持全面规划,狠抓落实,分步实施的方针,切实落实早选苗、早培养、早发展“三早”措施和系党章学习小组、系党校、校党校“三级教育”网络。全校现有50个党章学习小组。1992年发展新党员112名,其中学生86名,教工26名。1993年发展新党员129名,其中学生106名,教工23名。
在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宣传活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我校被评为上海市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合格单位。1992年3月,举行了精神文明宣传月活动,内容有宣传国旗法、举行升旗仪式、“我能为师大精神文明建设做些什么”征文、到太浦河植树、“师大一周”及师大校景摄影比赛、3月5日全校学雷锋做好事、学生宿舍精神文明建设图片橱窗展览、工会总务部门组织的优质服务活动等等。群众性的精神文明活动推进了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4月,学校召开三届二次教代会和八届二次工代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创建文明教研室、科室活动的决议”,并制订了《上海师大文明教研室科室公约》,在教工中开展创文明活动。广大教工纷纷响应工会号召,积极投身到这一活动中去,促进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的工作。学校还抓住教和学两个主渠道,从教育入手,引进激励机制,健全管理制度,逐步形成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在原有的四支宣讲队伍的基础上,1992年又组织劳模班学员成立了劳模先进事迹报告团。这些报告团深入全校各系科,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活生生的事例培养了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对高师德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努力完成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1993年成立德育一体化课题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德育一体化的思路与设计方案。方案针对原马列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及德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对学校的德育课程作了调整和充实,立足于强化基本观念,讲究实际效果,面向未来需要,着眼素质培养;着眼于发挥党团作用,开拓多种渠道,加强实践环节,注重能力培养。从1993年9月起,全校实行德育一体化方案。另外,我校有线电视台和“校园知心话热线”相继开通,增加了宣传教育渠道。
为了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1992年8月,学校制定《关于激励学生积极性的若干具体措施》,同时改革师范生奖励金的发放办法,实行按等级发放奖励金和对受处罚者减少发放奖励金的办法。并接受设立宝钢奖学金和张溪奖学金,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同时,学校还花力气狠抓基础文明建设,进一步健全考试制度、集中夜自修制度、早操制度、校风校纪巡视制度以及师范生仪表举止的规定等。另外,学校还把军训作为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提高大学生基本素质的重要途径。1992年国家教委对全国进行学生军训试点的高等院校进行全面检查,我校荣获“全国高等学校学生军训工作优秀学校”的铜牌,受到国家教委通报表扬。
学校还精心规划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近两年又辟新路。根据团市委确定参与“改革百点”活动为主要指向,利用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城市的特点,采取“挂职锻炼”、“自行采访”的新形式组织学生赴松江、浦东进行社会实践,同时组织学生赴“老少边”考察活动,使学生了解社会,明确责任,理解社会,服务社会。1992年又被团市委评为“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组织奖。”健康有益、丰富多采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了良好的育人氛围。1992年,中文系青年教师等创作的《生命万岁》荣获上海市大学生话剧会演大奖。秋石印社1992年底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了《秋石印谱》,收入了历届“秋石”成员的作品,秋石印社已被收入“中国印学年鉴”。校团委还和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共同发起主办了上海市“永生杯”书法篆刻大赛,在全市高校中产生较大影响。女生联谊会举办了许多同学们喜爱的美化生活的讲座,受到普遍欢迎。
1994年1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这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会议。为了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努力实现“期望工程”确定的目标,把我校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学校调整了校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和校精神文明建设执行委员会,并制订了《上海师范大学精神文明建设纲要》和《上海师范大学1994年精神文明建设实施计划》。《纲要》提出,我校精神文明建设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文明同步发展,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面向未来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同时强调,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的师范大学,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标准要更高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投入要更多一些。《纲要》还确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近期目标,就是力争在1994年校庆40年之际,把我校建成市高校文明单位,并继续努力,争取在1998年成为市文明单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纲要》提出,必须坚持两代师表一起抓,要坚持不懈地对师生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切实抓好党风、教风、学风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并继续抓好基础文明建设,进一步优化育人环境。学校要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委会、学生会、民主党派等各方面的作用,形成合力。学校还要增加投入,改善设施,使校容校貌有明显的改观,加快精神文明建设步伐。学校还召开了动员大会,要求各级领导加强领导,齐抓共管,切实落实《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共同为创建市文明单位而努力。
纵观上海师大自建校至今40年的历史,凡国家发展,则教育事业兴旺,我校的发展也较快,反之亦然。就学校本身而言,凡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要求,遵循教育规律办事,学校的发展就比较快。所以,正确地认识办学的外部环境,并善于抓住机遇,扎实地做好学校的基础工作,并巧于在最重要的结合点上释放本校的能量,是学校在前进过程中,始终应当关心的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回顾过去,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更有不少重要的启示。对于如何办好上海师大,至少有以下4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找准自己的位置,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高师教育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产物,高师教育必须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方向。我校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发展史,就是不断适应上海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历史。40年来,我校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下,培养新师资和各类人才5万余人,遍布全国各地。尤其在上海,已占中学在职教师的70%以上。我校已成为上海培养中学师资的最重要的基地。作为上海市的一所重点大学,我们独特的地位就是通过为基础教育服务,来实现为振兴上海的伟大战略目标服务的。这是我们和上海其它高校的主要区别,也是我们独特的活动范围。积40年办学经验,我们的主要优势就在这里,并且已经充分地显示出来。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办学方向,我们才能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优势,才能赢得上海人民和政府的信赖和关怀。
高师教育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基础教育是我们直接的服务对象,但高师教育从根本上说,依然是适应社会的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上海地区基础教育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巨大而且深刻的变化。培养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师资人才已经要求我校及时地调整专业结构,创办新专业;提高学历层次,培养研究生;培养更多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师资,在更高层次上更大地发挥对本市基础教育的指导作用……等等。因此,在新形势下,如何主动适应社会的需求,已经成为我校坚持高师方向的重大课题。实践表明,离开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方向,轻易地放弃多年积累起来的优势,学校就难以生存和发展。同样,以为坚持高师方向,就是原来怎么办,我们就这么办,离开主动开拓,主动适应的轨道,学校也将难以生存和发展。总之,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方向,坚持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方向,仍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首要问题。
(二)坚持以育人为中心,始终抓紧教学、科研和思想品德教育三项基本任务。
办学校的目的是育人,学校的主要产品是人才。在学校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必须始终紧紧抓住教学、科研和思想品德教育这三项基本任务。
40年来,我校在总体上坚持了这个中心,在加强“三基”,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师德教育等方面常抓不懈,使学校的育人质量稳步上升。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四人帮”的恣意破坏下,这个中心才被迫改变。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只要有机会,许多干部、教师仍在按照这三项基本任务育人。粉碎“四人帮、恢复上海师院之后,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中心工作转移之后,在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全校上下更加自觉地坚持以育人为中心,切实加强教学、科研和思想品德教育,为提高育人质量服务。学校下大力气,认真抓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在经费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设立专项基金,予以重点扶持,成立了课程建设的专门委员会,一门课程一门课程地抓主干课程建设,建立了老教师听课与指导青年教师等制度,建立并坚持实施保证考试质量的一整套制度等,想方设法加强教学、管理工作,保证了我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校及时召开科研和研究生工作会议,把科研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既重视教育科学的研究,也重视其它学科的科学研究,注重提高学术水平,培养高层次人才。
学校一贯重视对师范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师德教育。教育师范生“热爱专业,为人师表,做人民教师,为人民服务”。由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毕业生受到中学和社会的欢迎。实践告诉我们,只要不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一所学校,就应坚持以育人为中心,始终抓紧教学、科研、思想品德教育三件实事。即使发生了重大的干忧,在干扰完了之后也仍应立即转到这个中心上来。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把学校领导的主要精力,把学校主要的人力、物力用在这个中心上面,都要努力创造条件,保证师生把主要精力用在正确的方向上。今后,我们仍应十分重视这个问题。
(三)始终注意办学队伍的建设
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就一定要建设一支高质量的办学队伍。40年来,我校十分重视办学队伍的建设,正是依靠一支素质优秀的办学队伍的共同奋斗,才迎来了我校的今天。
从1954年我校初创时期起,我校就注意形成办学队伍的合理结构:既有众多的高水平的专家学者,也有精干的高水平的管理人员。既有经验丰富的中老年主持人,也注意及时配备青年接班人。学校特别重视对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不仅对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让他们本人和系科一起制订了奋斗规划,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对于不同岗位的特殊人才也给予了充分注意。由于长期的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我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对校内良好风气和优良传统的养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办学队伍的努力,学校得到了发展。可伴随着学校前进的脚步声,办学队伍的年令也在不可避免地增长。另外,新的任务也需要不断补充新的成员。因此,建设一支高质量的办学队伍,对办好一所学校来讲,是一项永远占有重要地位的基础工作。谁拥有一流的办学队伍,谁就能在向“第一流”冲刺的进军中占有优势。今天,我校办学骨干队伍建设的问题又一次变得极为紧迫,极为重要了。我们要继承40年来办学的好传统,十分认真地抓住机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搞好办学队伍的建设,使之年龄结构更加合理,整体效益更高。
(四)艰苦奋斗,坚持改革、办出特色,形成传统
一所高校要在社会上站住脚,有较大影响,就一定要办出自已的特色。对于培养高质量人才,除了师资、教材、课程设置等有形的东西起作用外,学校的传统往往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历史较长的学校都十分注意办出自己的特色,形成本校的传统。
我校4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坚持改革前进的历史。当年的荒地乱滩,如今变成了大学校,从专科到本科,到能成批地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无论是硬件、还是办学队伍本身的成长都是在上级正确领导下,靠全体师生艰苦奋斗,改革前进获得的。40年的奋斗历史还不算长,但我校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些优势学科,涌出了一些有名望、影响较大的专家教授和管理干部,产生了一批社会承认的科研成果、优秀教材著作与管理经验,以及校风建设到校园文化建设经验等。这些都已经和上海师大的名字连在一起,成为人们认识上海师大的引路牌,成为上海师大师生共同的骄傲和凝聚的力量。今后,我们要更加自觉地结、筛选,更有力地引导,使我校的特色更加明朗,更有影响,使我校的传统真正成为造就一代新人的巨大精神力量。
风雨40年,我们抚今追昔,心潮澎湃,展望前景,深感任重道远。今年,市政府作出重大决定,我校和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合并,成立新的上海师范大学,这标志着我校正式进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的发展时期。
新的上海师范大学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两校师生在过去的日子里,通过团结奋斗获得的所有成果,使之光大。同时新的上海师范大学从一开始就要承担起上海人民赋予我们的更加艰巨而又光荣的历史责任,把培养高水平普教新师资,提高本市普教质量,把培养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发展本市的职业技术教育,把培养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急需人才等三大任务出色地完成好。为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开拓前进,继续深化改革,力争到本世纪末,把我校办成一所有特色的、比较现代化的、各项主要评估指标居于全国同类学校前列的第一流师范大学,迎接和创造上海师范大学更加辉煌灿烂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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